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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帝的朝贡体系，就是掌握世界货币的发行权。

朝贡体系的本质，就是货币发行体系。

明成祖朱棣之后的皇帝都想学永乐帝，明英宗学他御驾亲征，结果搞出个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意味着永乐大帝建立起的朝贡系统彻底破产。

这一时期帝国内外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见微知著，你若了解过瓷器，永乐、宣德、成化时期的瓷器都是收藏界的最爱，而明英宗之后兄弟互换的时期，似乎都没有这一时期烧制的产品。

不是这时候的东西差，是因为朝贡体系的破产，使瓷器丧失了作为结算货币的作用。

说到底，帝国的运行，明线还是看财政资金的运转。

崇祯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明亡在万历时期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永乐皇帝的“朝贡体系”奠定了后世两个朝代在世界之中的定位。

可以说，我们至今仍在他的格局之中。

清

大清是唯一一个没有对中华文化注入新内容的朝代。

清朝前期完全继承了大明保守的一面，同治中兴后有新气象，但此时已经成为革命对象了。

如果说崇祯的运气不好，但和咸丰比起来，崇祯并不算惨。

咸丰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倒霉的皇帝了，太平天国、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二千年未有之变局，什么事都让他赶上了。

而作为大清的实际控制人，慈禧看似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如今我们说满清丧权辱国是因为慈禧的腐败无能，但慈禧作为一个女人，最终成为满清的实际控制人，说明慈禧并非是愚蠢的。

不然宫斗戏中一集都活不下去。

作为帝国的实际负责人，在遭遇了两千年未有之变局，如果想要大清帝国的江山永固，此时就必须改革。

“改革开放”是中国特有的词汇，看似是对外政策，但最重要的还是基于当时环境下内政的改革。

改革之痛，痛入骨髓。别的国家是模仿不来的。

从我们的角度看，改革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福祉，如果从帝国最高统治者的角度看，目的很直接，那就是：为了生存。

改革之中有成功，有失败，而一旦保守就完全没有生存的机会。

从周武王的五服到秦始皇的郡县，再到唐宗宋祖，一旦坐到这个位置，都不得不为了这个目的考虑。

改革

慈禧，即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咸丰帝的妃嫔，同治帝的生母。

1852年入宫，赐号兰贵人（清史稿记载懿贵人），次年晋封懿嫔。

在慈禧的执政生涯中，一共有过四次改革。

不知道慈禧的政治经验从何而来，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咸丰体弱多病，所以让懿贵妃代笔批阅奏章。

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慈禧喜欢看京剧，从中参透出帝王将相的君臣关系。

但无论哪种说法，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慈禧熟知武则天的故事。

慈禧上位后，发动辛酉政变，逮捕了八大臣，和武则天清理长孙无忌如出一辙。

在清理了旧势力后，接下来的做法也十分相似。

那就是寻找新的盟友，对地方放权寻求财政支持。

武曌是以番族将领作为军事力量，和科举制建立文官班子，慈禧找的是汉臣，和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六部。

慈禧没有像武则天一样称帝，应该是和后宫不得干政的组训有关。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火烧圆明园，大清一直是以一种逃避的态度面对来自西方世界的威胁。

在晚清在外交中，凡是主张强硬，敢于在外交场合痛斥洋人的人，通常都会获得民众的认可，被称为民族英雄，扬我国威。

但是外交，是嗓门大就管用吗？

这种只讲政治正确，而罔顾现实，仅仅二十年就遭遇内忧外患，险些葬送江山。

咸丰十年（1860年），圆明园被烧，咸丰皇帝逃往热河，第二年就病死在热河避暑山庄。

临终前任命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位大臣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助年仅六岁的皇子载淳（即同治帝）继位为帝。

后又给了皇后和懿贵妃两枚印章，希望他们之间能够相互牵制。

但慈禧早就不看惯顾命八大臣，于是联合咸丰帝的异母弟弟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打倒了顾命八大臣势力，后奕訢被封为议政王。

从此，慈禧开始垂帘听政。

慈禧与奕訢叔嫂联手的关系有些微妙，但我们并不准备讨论八卦。

在英法联军打进北京之后，咸丰就将议和这件事交给了奕訢。

这种安排并非出自于信任奕訢，相反正是将兄弟推入火坑，而奕訢却和咸丰身边的大臣不同，面对洋人，并非一味的回避欺诈，而是积极面对。

在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中，奕訢的态度赢得了西方列强对他的好感，也为他在此后的外交活动创造了条件。

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奕訢、文祥、桂良上《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分析了各列强国特点，认为太平天国和捻军是心腹之患，英、俄是肢体之患，应以灭内患为先。

说明他对当时的局势还是有着清晰认知的。

自此，清朝有了专门的外事机构，还领导了后来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核心就是对内权力下放、对外合作。

对内支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汉臣兴办军事工业为重点。

对外收回了各自为政的地方外交，建立海关总税务司，由中央统一政策，将海关关税作为国税，商业税（厘金制度）作为地税。

短短几年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苗回起义，把原本外忧内患的江山重新恢复稳定，史称“同治中兴”。

力量

20年的洋务运动使得中国获得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发展环境，整体看来局势相对可控。

外部大清与西方世界也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

内部中央与地方也有各自的财政系统，国地税分开承担自己开支。

这种制度取决于当时慈禧、奕䜣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臣之间的信任关系，所以也注定了这个制度无法持续。

因为权力下放就会导致形成唐朝藩镇割据的局面，同时慈禧与保守派的冲突，无法建立起有效的中央枢纽。

在列强环绕的环境下，如果无法动员全国之力，就很难打赢战争。

如今我们说慈禧腐败无能，主要是因为两场战役，一是中法战争，二是甲午海战，一打败仗就急于求和。

不是慈禧主战主和之间切换迅速，应该说是她没得选。

无法调用全国之力，就无法打消耗战。

所以此时慈禧要做的，就是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有了戊戌变法。

变法的主要内容有：

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设立京师大学堂，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等。

保守派都是儒家士大夫群体，所以戊戌变法一开始就先废八股，建立维新派的中央人才体系。

这是一个长期策略，但当时慈禧已年过60，没有几年阳寿了，所以慈禧把戊戌变法交给光绪，让他借机建立起自己的基本盘。

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向日本学习，是康有为梁启超的私货。

逻辑是，日本明治维新前，天皇只是傀儡，实际权力掌握在幕府手中。

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目的是一样的。

“民族自强”光绪不一定在乎，但“大政奉还”这个说法肯定说动了光绪，于是有了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进京。

伊藤博文的目的，是“中美英日和邦”计划，就是将中美英日合成一个国家。

那么合并成一个国家有什么好处呢？国家资本主义时代，有很多种玩法。

比方说，日本人可以借给中国一笔钱。

那你用什么担保呢？怎样能保证能够还钱呢？

万一改朝换代，新的朝代不认怎么办？

我也不要土地，土地管理也是需要成本的，此时最好方式是参与经营，控制你的关键部门。

康党也正式向皇帝提出了他们的“合邦”计划，建议将外交、新政、铁路、银行、媒体、教育等部门，交由伊藤博文掌管。

康党改革，目的是引入新的战略投资人，重组公司罢了。

稍微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会觉得不妥，慈禧获知此事惊觉事态严重，马上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阻止光绪皇帝对伊藤博文的任用，并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

据袁世凯的日记，是慈禧囚禁光绪在前（1898年9月19日），袁世凯告密（1898年9月20日）在后。

并非如康梁所说，因为告密而变法失败。

袁世凯听到慈禧太后关了光绪皇帝的禁闭，为避免自己被牵扯上叛逆罪，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

荣禄火速报告慈禧，慈禧听后非常震惊，马上下令将康党斩草除根，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

不经审判，直接处死，于是就有了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

但慈禧没有提到他们有卖国通敌之罪。

因为一旦公布，相当于与英、日反目成仇，所以只能以含混罪名带过。

不然日本大使馆为什么会庇护康梁，大使馆行为肯定是政府行为，日本政府为何保护中国变法人士？

唯一的解释是维新派承诺了日方利益，同时日方承诺保护维新派人士的安全。

谭嗣同曾说：

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

谭嗣同认为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徒为我之累赘”，不如卖掉“供变法之用”。

康有为也有卖地给列强的想法。

《书孙文正公事》中记载，孙家鼐曾质问康有为如何筹措经费，康有为的回答是：把西藏卖给英国，“可得善价供新政用”。

在《日本变政考》里，康有为举了库页岛划俄，和阿拉斯加售美两个例子，来证明其卖疆土搞变法的理念是正确的。

稍微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会觉得荒谬和恐怖，崽卖爷田当然不心疼，但当时康谭还真是这么想的。

义和团

戊戌变法之后，此时慈禧处于一个权力失控的状态。

李中堂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地方在甲午后力图自保不受差遣，恭亲王奕䜣也在戊戌年病逝。

慈禧几十年依赖的两大势力，一下全没了。

英日觉得你搞砸了个好项目，总拿光绪说事，想搞掉你让光绪上位。

而且国库空虚，也拿不出任何钱了。

对于慈禧来说，局面已经失控了，她此时需要的是一个新的支撑点。

于是慈禧将目光转向了“民粹”义和团。

义和团也不用军饷，还有神功护体。

慈禧决定用义和团对付洋人，但发现神功似乎并没什么用。

后面的过程就不用多说了，八国联军大沽口登陆，攻破北京城。

慈禧和光绪帝出神武门西逃，联军经巷战后攻陷北京。

之后奕劻李鸿章与外国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庚子之乱后，慈禧太后逃亡到山西。

在逃亡路上，慈禧找到了新的盟友：工商士绅。

慈禧太后逃到山西后，到了乔家大德通（就是我们熟知的乔家大院）作为临时行宫。

山西官员召集山西各商号商量借钱，乔家大德丰票号当场答应，同意借给朝廷银10万两。

之后慈禧为了还山西商人的人情，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存在各家山西票号中，还将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10亿两白银交由山西票号来经营。

1901年1月，没等到回北京，清廷在西安就发布上谕，新设商部，以“振兴工商”为目标，直接面对工商阶层进行了一场“改革开放”。

此时将商人团体抬到一个空前地位，开放了原先官方垄断的行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

还按投资额授予商人顶戴花翎，启用唐文治、王清穆等有实际经办近代工业经验的江南人士主持商部工作。

此后的几年，中国进入了一个短暂的高速上升期。

但大清已开始成为革命对象了。

这时候，大清实际上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了。

1908年，慈禧太后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推出君主立宪制，并列出了一个为期9年的时间表：

1909进行省咨议局选举；1910年资政院开院；1917年召开国会，实行宪政。

但计划公布后没多久，慈禧便去世了，没有了最高权力，清廷群龙无首，地方督抚拥兵自重，此事也不了了之。

结语

在慈禧执政的50年里，她一直在寻找可依赖的力量，直到最后才找到答案。

华夏文明延续至今，当年不可一世的西方文明，如今已经开始走向衰落，而华夏文明却依然不断焕发生机。

到底谁才是真正可以依靠的力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