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丽春四

因为爱上了已被打成“右派”的大学同学刘去病，闫玉敏在毕业前夕频频挨批，学校还组织专场批斗会，要她交代为什么会爱上“右派”？因为闫玉敏坚决不愿意分手，还给她留团察看一年的处分。毕业后，她被发配到安徽刘去病的家乡来工作。而刘去病本人，则在浙江美院接受批斗。

他们的恋爱，算得上凄风苦雨。那个时候的闫玉敏每次接到刘去病的信，都要哭成个泪人。她室友便说，你这哪里是谈恋爱呀，眼睛都要哭瞎了。但刘去病自从知道闫家生活困难后，便主动要求给闫家寄钱（每月20元），一寄便数年，后来他工资一减再减，实在无钱寄了，便恳请父亲帮他寄这笔钱。刘父这才知道儿子偷偷寄钱的事。当时刘去病牢改被下放农村，只发生活费20元，这已是最低生活费了，刘父知道后便禁止儿子再给闫家寄钱寄信。

刘去病父亲刘慎旃先生，安徽巢县人，著名书画家、鉴赏家、版本目录学家，与黄宾虹、沙孟海和张宗祥均有交往，尤与黄宾虹关系甚好。他三十年代毕业于上海美专和新华艺专，专攻花鸟画。和傅抱石、童雪鸿都是同学。当时傅抱石劝他去日本留学，因他家境优裕，对出国不感兴趣，便没走。解放后一直在浙江省图书馆工作，从事古籍的征集整理工作。2009年，刘去病整理编辑父亲的《刘慎旃自书诗册》在西泠印社出版。据闫玉敏介绍，这刘家也是个门庭显赫的家族，他们是成吉思汗小儿子的那一支后裔。迁居巢湖已数百年，祖产甚多。刘去病本名刘吉人，年少时生过一场大病，让他吃了不少苦头，脸上有些破相，便改称“刘去病”。

“文革”期间闫玉敏被逼和刘去病离婚后，改嫁给一个老党员。但她一生最爱的还是刘去病。

刘比她高两届，也是学雕塑的，颇有才气。她到杭州入学时，刘是学生会大大。在欢迎舞会上，刘去病请她跳了两支舞。她说她不会跳，刘便温和地说，音乐你懂吧？只要跟着节拍跳便行了。就这样，他们熟悉起来了。1953年她北上就读，而刘去病也在毕业留校后不久去北京的专家班学习。在北京期间，他们来往频繁，谈起了恋爱。恋爱不久，刘便因言论获罪，被打成“右派”。五

闫玉敏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让我一定要想办法让这篇文章发表一下。“我只要发表这一篇文章”，老太太说。

……一九六二年下决心同刘去病结婚，由5月份开始打报告，当时淮海战役烈士纪念碑的凌处长他是我们雕塑组主要领导。他找我谈话，要我考虑再三，这是一辈子的事，要嫁给一个“右派”，你考虑了今后的处境没有？这是他的好意。他一直做我的思想工作，劝说，我都不听。态度依然坚定，使凌处长很不高兴，最后说那么你写份思想检查送上来，一次通不过，又第二次，直到第三次，快到国庆节了，这才给了我一份同意结婚的介绍信。

我高兴地带了介绍信到杭州，听说学校也议论很多，晚上回到刘去病父母家，刘去病说：“今日在校遇到莫朴院长，他问闫玉敏这次来真的同你结婚？”我点点头。莫朴院长说，那我们这些“右派”有希望了。

我们的结婚很简单，没有任何仪式，只是把结婚证领来了，而且我也没有敢告诉我的父母弟妹们，怕她们会担心我。我们是在刘去病父母家结婚的，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我记得领过了结婚证，我给自己买了许多白色的粉色的昌兰花，我喜欢这种花，因为她的生命力很顽强，永远是盛开的欢乐的高兴的，一直开到她生命中的最后一朵花。

我自己祝贺自己，自我高兴。当我回过头去看刘去病时，他沉闷地坐在那里伤心地哭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哭得这么伤心，我想主要因为他今年又没有希望摘“帽子”了，他多么希望能摘取“右派”帽子同我结婚，而我们的婚姻又不知今后的前途如何？

那时真没想到我们两个的路走得这么凄惨。难以诉说的悲痛、心酸。

一场“文化革命”就像海啸一样把我们艰辛搭起来的小家冲得无影无踪。

在结婚的当时，我天真地去安慰他说：这“右派”帽子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年轻，用我们的双手劳动，我们有一颗真诚善良的心，用我们的作品来向社会表明，我们不是反革命，作品会为我们讲话的，我们不求当官，不求不劳而获的荣誉，我们用自己的艰辛来取得成功，不必在意那顶“右派”帽子，让它总是影响着自己心情，活得太苦了。

因为我是通过1959年我的毕业作品《渔歌》浮雕的成功经验来劝说刘去病的。

因为当时我也经常挨批斗，说我同刘去病划不清界线，给我留团察看一年的处分。

自刘去病回杭州浙美去劳改后，我默默地用功努力，完成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厅的浮雕工程，之后，我又努力地做完自己的毕业创作《渔歌》，得到吴作人院长的肯定，并有文章刊登在1959年9月的《光明日报》上；当时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美术》等报刊全发表了《渔歌》。

当时我感到只要你有好作品，会证明你是爱国的、爱人民的，不是反革命。

在一九五九年九月虽然作品成功了，但是雕塑系对我又开了批斗会，临毕业了再为我开一个专场批斗，主题是要我交待为什么一定要爱刘去病这个“右派”？

我很难回答这些问题，我只说他有很多我不具备的优点，另外我们两个人相处，双方都是用心在相待，这一条一直到几十年后的至今仍然如此。

尽管我们各自经历了多少急风暴雨，多少苦难。只要我们相处在一起，仍然是那么的友好，那么的理解，有那么多的话题可以交谈。他经常向我谈起女儿小时候的情形，因为女儿是他带大的，带到三岁。

在1999年冬天，女儿车祸大腿骨折，住进医院，他由杭州赶到合肥，我由海南赶回合肥，我们都在女儿的病房里看护着，当我们安排好护工的看护工作之后，晚上回宿舍已是大雪纷飞。

当我在厨房做好了晚餐请他吃晚餐时，找不见人了，于是我向房外找去，只见他顶着大雪在打扫那满地雪飘的台阶，他见到我说，如不把台阶上的积雪扫去等成了冰把你滑倒了那你真够苦的；女儿住院，你再住院，谁来照顾你们啊！

当时我感激得眼睛也湿了。

节日，他来看女儿住上一段日子，他写稿子时什么都不顾，我会小声的给他倒盆热水请他泡泡脚，他想洗澡时我会请保姆将澡盆给他洗干净，放上满满的水让他洗个愉快的澡。

当女儿生了小外孙女他来看她，他将小外孙女抱在怀里，我站在另一房间的房门边偷偷地看着他，又让我出现了他抱着女儿三个月时的样子。

就像电影，要不是把我们的日子全剪掉，而是把我们的日子全接起来该多好！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小外孙女，我们的女婿，一切全是我们的亲骨肉！……

这文章是她2007年写的。我删了一个头和一个尾。文字我也没动，就这样，保持原样吧。六

闫玉敏广受好评的毕业作品《渔歌》浮雕，就放在她工作室的二楼楼梯口上方，我们都见到了，真的是一幅美轮美奂的作品，让人怦然心动。她说这是她一生中最好最完美的一件作品。

为创作这件作品，她去宁波一个渔岛体验生活一个月。返程时，她还偷偷去看了正在浙江金华劳改的刘去病。回学校后，人家在台上开批斗会，她就在台下做这件作品。她想作品会说话，是不是爱国，不需要嘴巴说，有作品便够了。这个作品本来被全国十周年美展选上，要来抬作品了，系主任滑田友说这件作品不准参加全国美展。但老院长吴作人后来在一篇正式发表的文章中却提到了这件作品。

闫玉敏央美同学中，打成“右派”的有傅小石、朱乃正。傅小石的遭遇比刘去病还惨。这个和闫玉敏同龄的艺术家，先是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入狱十年，摔断了腿。出狱后不久又因过分激动患脑中风，四肢仅左手不残。后用仅剩的左手画画。2011年睡梦中再度中风，2017年去世。比他们小3岁的朱乃正，打成“右派”后去青藏高原工作了二十年。他日后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油画家。77岁时去世。

闫玉敏先后参加过毛大大纪念堂雕塑工程、建国十周年民族文化宫大厅浮雕、淮海战役纪念塔浮雕、敦煌莫高窟佛像复制工程等重大雕塑工程。1973年为安徽马鞍山李白纪念馆塑李白像，由郭沫若审稿，沈从文、刘开渠定稿。1984年完成《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纪念碑》，后被中国邮政1991年7月选为纪念邮票全国发行。1994年创作出中国第一件大型烧陶艺术品——水月观音像。代表作品有《渔歌》、《李清照》、《李白》、黄山《徐霞客》等等。而刘去病呢，参展和发表的作品有雕塑《齐白石》、《黄宾虹》、《张钟景》、《陆游》、《杨白劳》、《少女》、《白居易》、《苏东坡》等。这一对夫妇，如果不是政治，不是“文革”，不会分手，他们的生活也不会碎成那么多碎片。他们贡献给社会的作品应该会更多。当然，他们的晚年生活也不会孤苦。现在，一个在杭州，一个在合肥，都是老单身。

“文革”时，刘去病被关进牢里，再度失去自由，闫玉敏一个人拿59块工资，要养活一大家人，包括父母和弟弟、女儿。她如果不和刘去病离婚，她就不能留在安徽省博物馆工作，收入也要锐减，这一家人就可能无米下炊。思前想后，她只好忍痛和刘去病离婚。为“漂白”自己，后来她改嫁给一个老党员，但这个婚姻并没维持几年。七

毛泽东大大逝世后，全国抽调一批雕塑家到北京参加毛大大纪念堂雕塑设计，安徽抽调的是闫玉敏，在一起工作的多半都是他们这一批老同学。

有一个同学，和闫玉敏住一个房间，有天拉着闫玉敏到厕所，小声说，“闫玉敏，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刘去病还活着”。说是有同学告诉她的。闫玉敏和刘去病的爱情当年闹得全美院人都知道。闫玉敏回答说，“哦，活着，那倒是不错的。”

1980年，江丰院长出来了，当年刘去病被打成“右派”，跟他也有一些关系。江丰一放出来，闫玉敏一个同学就问，“刘去病什么情况呢？“朱乃正从外地回来，他们一起去看江丰，说刘去病还关着呢。江丰便拍了桌子，马上打电话给浙江美院负责人，要他们赶快把刘去病捞出来，说浙江美院没有理由再关他。

刘去病出来时，闫玉敏不好再过问，她那时候已经再婚了，尽管她这段婚姻很快又结束，但毕竟回不到过去了。

但刘去病出来后，还是要求跟闫玉敏复婚。闫玉敏也应女儿要求，去杭州看望他。可没想到，俩人关起门来时，刘去病却像变个人似的，他埋怨闫玉敏离了婚还改嫁了。

这样的刘去病，让闫玉敏有些难以接受。期间，刘去病也曾经有过两次短暂的婚史。他们后来都先后离掉婚了，但也没能再复合。晚年的刘去病孤身一人住在杭州，靠保姆照顾着。几年前，闫玉敏因为给刘去病寄膏药打电话给他，刘听出是她声音，泣不成声……

现在的闫玉敏，始终记得的还是刘去病的好。她说她怀孕后没衣服穿。刘去病便说，我有办法，给你搞一件。

礼拜天他们回家吃饭，刘去病便问他父亲讨风衣。说爸爸你原来一件风衣能不能送给我们？那风衣已经破了，父亲便送给他。回家后刘去病说我记得你有一条黑裤子你把它找出来。那条裤子料子是很好的，也破了。学校有缝纫组，他拿过来一加工，一件漂亮的衣服就出来了：黑领子和袖子，米色衣身。这衣服穿出来很受欢迎。同事还说，“借给我们做工作服吧”。

刘去病在闫玉敏的记忆中，差不多都是优点。她卧室里挂有一副刘去病的字。刘去病不但擅雕塑，国画和书法也都好，而且诗也写得好，艺术功底很全面，人也风趣幽默。虽然分开了，但闫玉敏永远爱着他。八

弟弟闫玉琨小闫玉敏23岁。1955年出身。“文革”时父亲被勒令回河北冀县，母亲被赶回浙江绍兴，小弟便到合肥来跟着她生活，后来也跟着他学会雕塑。她后来做的很多大型雕塑，都是和弟弟合作完成的。

做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纪念碑时，弟弟买石头跑到四川，专门买黑色大理石。请北京雕塑工厂的石匠师傅打的。钱也不容易，要十万块钱。而且是在农村放大，这是很少有的。但当地老百姓很支持。农民愿意每人拿出一毛钱来支持这个雕塑。那是八十年代初，闫玉敏去了好几回体验生活。

因为做纪念碑要一笔大钱，便只能做水泥的。她在煤油灯下勾稿子，写文章。要老乡认可行否。人物形象都选当地的农民。弟弟刚好到央美进修过了，基本功很扎实。这件作品1984年完成，后被中国邮政1991年7月选为纪念邮票全国发行。

闫玉敏1959年毕业分配到合肥，先在省艺校当老师。艺校要成立雕塑班。有人说，别的省有，我们也要有。闫玉敏一个光杆司令既要当老师还要生炉子还要编教材。冬天泥巴要上冻，所以早上她起来还要生炉子。1960年代闫玉敏带学生做花鼓灯舞雕塑，作品做好了，但建筑却下马了，做好的作品便放在长江剧院。这是她来安徽后做的第一件作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赖少其看了后喜欢得很，他还从没见过雕塑作品。后来这件作品还被印成挂历。但“文革”中，赖少其被揪出来批斗，这两件雕塑也因之被打掉。遗憾的是，作品连照片都没留下。

给马鞍山市做李白像大约是1972、1973年的时候。马鞍山市原来的李白像，“文革”时被仍到长江里，后来就要重做。他们打报告问郭沫若。郭沫若说“要重新创作。要有时代历史价值。”上头便指定让闫玉敏来做。

刘开渠看了几个稿，说很好很好。闫玉敏颇有受宠若惊之感。沈从文是服饰顾问。当时沈从文每周上两次班。他提出李白的胡子要翘一些。“我说流氓嘛。没听他的。第二次他来了，自己上去改了。我又把他改回来。他很生气。自己又改掉了。‘我带你去看看，唐朝人的胡子是不是这样。’”刚好章怀太子墓葬出土文物壁画正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展出。于是沈从文亲自带着闫玉敏去看唐朝出土品陈列。进去看了后，确实是这样。唐代人的胡子都要翘一些的，和现在不一样。最后胡子问题就听从沈从文的话，没再动了。

女娲补天这个雕塑也有故事。八十年代初，艺校的庆校长问闫玉敏，敢不敢做裸体？闫玉敏说敢。那就做。但做出来后风气又变向了。艺校不敢放。庆校长打来电话说你把乳房裹起来。后来合肥市文化局领导过来看。他听说乳房不能暴露，便说，“我给你提个方法，你给她戴个胸罩不就行了吗？”笑话吧。

女娲是洪荒时期，哪有什么胸罩呢。庆胜校长为这事一直很生气，后来就去世了。那天我在闫玉敏工作室见到的“女祸补天”便是裸体的。

老太太什么都敢说，曝料很多很猛，我对雕塑的认识，始于和她的这几次访谈。

(原标题：雕塑家的人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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