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深】吴英案缘何在十年间总是波澜起伏？

　　文/万茵

　　十年，弹指一挥间。

　　一个诈骗金额高达3.8亿的大案在不断的争议声中也走过了十年。巧了，也就在案发十周年这一天，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受理了由吴英案财产处置引发的一起行政诉讼案件。

　　2007年2月7日，吴英的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东窗事发，3天后，吴英企业名下的巨额财产被查封、扣押和冻结，700多名签约员工被谴散。

　　5年后的2012年月1月，浙江省高院以集资诈骗罪二审裁定维持对吴英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同年3月，在全国人大会议的中外记者会上，时任国务院大大温家宝在涉及吴英案的提问时，用赞赏的语气提及了最高人民法院“对吴英案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此时，吴英案正在最高院进入死刑复核阶段。随后，最高院将吴英案发回重审，浙江省高院重审改判吴英死缓。

　　吴英案之所以在案发后波澜起伏，一直延宕至今，这与东阳市公安局最初查扣的企业巨额财产有关。以下仅就吴英案在宣判后掀起波澜的矛盾触发点进行一个扼要的梳理：

　　第一、刑法的任务就是打击犯罪，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因此，吴英案生效的刑事判决书中有这样一个判决结果：“被告人吴英违法所得予以追缴，返还被害人。”但是，判决生效过去了5年，被害人的损失并未得到任何挽回，这是有违《刑法》的立法本意的。

　　第二、10年前警方查封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时，它是在工商部门合法登记的企业。根据《刑诉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在法院还没有判决吴英及其企业有罪的情况下，东阳市政府以公告的形式宣布查封企业，并将企业员工谴散是缺乏法律依据的。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7年2月7日立案受理的由吴英提起的行政诉讼，被告人是东阳市人民政府，起诉状所称的主要违法行为就是前述的“未审先判”的行为。

　　第三、吴英案如今在公、检、法已经走完全部的司法程序，涉案财产却一直在东阳市公安局的实际控制之下，这是违反《刑诉法》的规定的。

　　《刑诉法》第234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将涉案财物“制作清单，随案移送”，东阳公安在办案过程中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吴英案被扣的主要财物是上百套房产，对于房产这种最终无法实际移送的财产，《刑诉法》指出还要将“证明文件随案移送”。房产的证明文件就是房产证，据调查，东阳公安至今保管着被扣房屋的房产证明。

　　第四、处置涉案财物是司法行为，东阳市政府及其所属公安局是行政机关，若是东阳市政府来主导吴英案涉案财产处置，那就是以行政行为代替司法行为，这是一种越权行为。

　　在吴英案终审判决生效后，东阳市政府成立了“吴英案资产处置小组”，对被扣财产着手进行清算。

　　法院对刑事案件财产刑的判决结果有执行权，最高院规定由第一审法院执行，结合吴英案，处置涉案资产的法定机关应当是金华市中院而非东阳市政府。

　　第五、吴英案的涉案财产与吴英本人已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所有权关系，但与吴英个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法院判决在吴英案中涉及财产的判项有两个：一个是“被告人吴英违法所得予以追缴，返还被害人”；另一个是“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这就意味着吴英在物质上已经一无所有。假如涉案财物价值若因房价上涨等因素而大大超出了法院当年认定的诈骗金额，归还债务后还有盈余的话，盈余部分在所有权上也与吴英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财产处置与吴英本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至少事关一个罪犯的悔罪愿望能否变成现实。在吴英案案发十年之际，她在狱中写出家信呼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法定程序前提下尽快将本色集团的所有资产进行公平、公正、透明地清算处置，我将尽其（我）所能努力积极地配合处置债务事宜，尽早妥善地将资金归还债权人”。

　　其次，财产的多寡与定罪量刑的诈骗数额有着密切关系，更何况吴英的申诉代理律师发现，吴英案中存在数千万元财产漏计的情况，若查证属实，吴英案仍然可以认为是处于“事实不清”的状态，并且她就此有理由要求申请再审。

　　从吴英案案发到现在的十年间，与之相关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集资诈骗罪的死刑被废除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先后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发布了《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受理吴英提起的行政诉讼就是新的开始。当然，光有上面这些“料”还不够，要知道吴英还有一个精明而倔强的父亲，吴永正。

　　（万茵，媒体人，著有《吴英：亿万富姐的罪与罚》、《真凶并未走远》等非虚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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