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之后，民国虽然建立，但乱象比之清末并没有多少改观。经历了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事件后，国人已经厌倦了军阀割据、南北纷争的现状。特别是“一战”结束后，许多人都对未来重新燃起了希望：“既有‘公理战胜强权’的乐观，也有对‘文治’及和平的憧憬。”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于徐世昌一介文人的身份及其执政的思想，时人立即表示出了莫大的好感。

1918年10月，徐世昌正式成为民国大总统，直至1922年6月被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赶下台，共在位三年零八个月，他是北洋时期历任民国总统中任期最长的，也是唯一的一位文人总统。

作为一名学者型大总统，徐世昌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方面多有建树，创造了民国初年的多项第一。

在政治领域，徐世昌做总统的时间最长，经历大事件和政治斗争的经验最多，应变能力最强，在历次的政权更迭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被人称为“水晶狐狸”，是民国第一号政坛不倒翁。在政治改革方面，徐世昌认为发展和建设近代化国家，抵抗外来侵略，必须先搞好吏治。因此，他屡次下令“整肃仕途，奖励贤能”，考核各级官吏，施行廉政建设。他还亲自撰写《将吏法言》颁行全国，供各级官吏学习，足可称为当时的官场第一人。

在经济领域，清末民初全国各地都有“新政”施行，但真正大规模实施且成绩突出者，只有北洋一家，其中包括山东新政、北洋新政和东北新政。而上述这些新政的总设计、总管理、总指挥都是徐世昌。当上民国总统后，他审时度势，利用“一战”后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际，大力发展工商业，促进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中国近代史上经济发展的“黄金期”，赢得了“东方西方化”的美誉，当得起民国经济改革第一人称号。

在军事领域，徐世昌虽然是一介文人，但对中国近代军事的发展影响深远。早在小站练兵时期，他就主张练兵既要学习先进的西方军事制度与技术，又要融入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他亲自设计新军事制度与法规章程，亲自翻译西方和东方军事理论，成为了袁世凯之后的北洋第一人。此外，他还创办新式军事学堂，改革传统的兵役制，使新军成为常备军；他还担任过首任巡警部尚书，亲自训练巡警部队，构建了国家柱石基础。

在文化领域，徐世昌以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而闻名，既是清朝进士，还获得过巴黎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在当时的世界各国领导人中，只有美国总统威尔逊可与之比肩。

在外交领域，在徐世昌当政期间，中国改变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塑造了主动开放的外交大国形象。北洋政府对外积极力争收回东三省、山东、外蒙主权，废除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外国势力的特权，以独立、自主、平等的地位参与国际会议，并拒签巴黎和会上列强间的“分赃和约”。中国初显东方大国强硬、独立、自主、平等、和平的外交形象。

“五四”时期，徐世昌一开始对学生是抱有同情心理的，虽然对学生的态度随着火烧赵家楼后事态恶化而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说，这位前清翰林出身的文治总统，对学生和学术界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实际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能够蓬勃地展开，与徐世昌“偃武修文”的治国策略下的宽松政治环境不无关系。

1922年，徐世昌被吴佩孚、曹锟“逼宫”下野，结束了大总统的政治生涯，回到天津当起了寓公。与北洋政府其他下野官僚不同，徐世昌并没有“伺机而动”、“东山再起”的野心。他寄情于诗词歌赋、书法绘画，创作诗词5000余首，楹联1万余对，且多为质量上乘之作。至今天津仍留存有多件徐世昌的手迹墨宝，成为珍藏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