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及过程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的历史命运走向下滑的转折点。极度繁荣的背后蕴藏着覆国的阴谋, 惊世骇俗的反叛让唐玄宗始料未及、难以置信。经八年战乱, 和谐安定的大唐盛世变得国而不国, 家而不家。这一背负着历史骂名的战乱究竟由何而起, 以及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 值得仔细分析解读。

仅从时间上看, 相比较中国古代历次战役, 安史之乱前后历时八年, 并不算触目惊心的, 而叛军的力量也绝非是无人能敌的。但它却影响了整个唐朝甚至整个封建社会的进程。林庚先生在《唐诗综论》中指出:“盛唐时代之所以一去不复返, 主要的仍是因为这是封建社会内部的经济就发生了危机, 中国的封建社会也因此开始走了下坡路。而这些又都只是在安史之乱评定后才能为人们所逐渐认识。” (1) 战乱之前, 唐王朝社会安定、民富国强的发展状况, 称雄于天下。但是歌舞升平的盛世背后却隐藏着一系列的经济、政治危机, 不为人所知。安史之乱是这些危机由隐及显的导火索, 牵一发而动全身, 强大的封建帝国被戳中要害而土崩瓦解。那么, 繁荣富足的背后都隐藏了哪些危机, 战乱之前社会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接下来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

首先, 在经济方面:两税制取代均田制, 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

中国自古为农业大国, 其经济制度也就是田赋制度。唐建立以来, 实行均田制, 即“租庸调”法。“租”就是分配给百姓用来耕种的田地, 但是只有使用权, 土地所有权仍归国家所有。这是一种承袭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度。而租额相比较汉代也大大减轻, 唐代的租额仅为四十税一, 而汉代的租额却是三十税一。“庸”即是役, 指每人每年义务向国家服役二十天“调”是生产贡输, 即各地人民将各地方土地特产贡献给中央, 主要的只是征收丝麻织品。唐代的租庸调制度, 最主要的用意就是为民置产, 说的上是一种轻徭薄赋的制度。有身者同时还能拥有自己的家产, 百姓对于国家的轻微赋税, 也不会感到繁重。并且租庸调的各个项目分明, 条理清晰:有田方有租, 有身方有庸, 有家方有调。在农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 手工业、商业、运输业都井井有条地发展起来。唐王朝就是在这些基础上不断地发展壮大, 以至于出现了“鱼盐满井市, 布帛如云烟。” (《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李白) 的繁华景象。康德建中元年, 财务大臣杨炎策划的两税制正式实行, 取代了之前的均田制。这种制度与租庸调制度不同, 是指无论人口迁徙到了哪里, 都要加入居住地的户口册, 而赋租的多少则根据个人手里的拥有多少土地为标准。这不能不说是此制的优势所在。然而政府不再为百姓放田, 允许民间自由兼并, 因此两税制的实行, 把中国传统的平均地权、还受田亩的做法打破, 为土地兼并、增强地方势力削弱中央集权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其次, 在政治方面:玄宗日益骄奢, 安禄山虎视眈眈。

唐玄宗先后诛灭韦后、太平公主登上皇位。即位之初, 朝廷的形势并不乐观, 兵变大大伤害了朝廷的元气, 政治集团内部斗争严重, 朝廷秩序亟待治理。李隆基励精图治, 选贤用能。在用人方面, 他继承了唐代历代以来的广开言路的优良传统。先后任用姚崇、宋璟、张九龄等多位大有作为的宰相, 精简机构, 一整朝廷内部风气。使得唐王朝在开元、天宝年间达到鼎盛。然而如此令人神往的唐王朝并没有逃脱“乐极哀来, 盛极转衰”的命运。开创了盛世之后, 唐玄宗逐渐满足于已有的成绩, 开始沉溺于享乐之中。“春宵苦短日高起, 从此君王不早朝” (《长恨歌》白居易) 腹饱思淫欲, 一代良君也终究逃不过美色的诱惑。杨玉环的出现加剧了玄宗荒于朝政、饮酒享乐的作风。没有了先前的励精图治、知人善任, 反而越发听不进他人的劝说。就连身边最亲近的高力士委婉劝谏几句, 玄宗听了也会不悦。最终的朝政落在了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的手里。李林甫一心为巩固自己的地位, 排除异己, 驱逐良臣, 陷害太子, 朝廷混乱, 官员有苦难言, 百姓生活痛苦不堪。坏事做尽、“口有蜜, 腹有剑”是人们对他的盖棺定论。“白鹭之白非纯真, 外洁其色心非仁” (《白鸠辞》李白) 这是李白借白鹭对李林甫以及唐玄宗“在其位, 不谋其政”的抨击与讽刺。这种政治局面, 也使得安禄山叛变的种子, 得以生根发芽。李林甫死后, 杨国忠独揽朝政。相比较李林甫的昏庸无能, 杨国忠则更胜一筹, 他无才无德、专权恣肆, 整个朝廷到了形如累卵、岌岌可危的地步。如果说安禄山虽蓄谋已久但迟迟没有发兵的原因有二, 其一是顾虑唐玄宗对其恩深如海, 不忍反叛其二则是担心自己的谋虑未必在李林甫之上。杨国忠上台后, 安禄山再无半点畏惧之心“始有轻中国之意”———谋反由念头转向开始着手操办了。

再次, 在对外政策方面:姑息养奸, 危机四伏

唐朝为巩固边防, 实行节度使政策。这一制度本身在开国建制时期是一种非常行之有效的政策, 既能安抚边疆, 又能很好的促进民族团结, 巩固大一统政权。玄宗时期, 给予节度使地方政权、财权、军权, 至此节度使制度基本形成。同时, 边疆将领十几年不更换, 开始长期任职。玄宗启用胡人安禄山, 镇守东北地区。并且精锐部队全都戍守在北部边疆, 国家的力量偏重于一个地方, 唐朝政府对节度使实行姑息放养政策, 以致冲破了天子的控制范围, 皇帝不得以委屈皇权, 竭力安抚以上种种都导致了安禄山率铁骑轻易的踏进西安城门。安史之乱后, 节度使势力迅速壮大, 由地方封疆大臣逐渐发展成为地方军阀。在经济、政治上相互独立各自为政, 而国家此时备受战乱之苦有点外强中干, 权力的边缘化凸显, 这为国家分裂、地方割据留下了隐患。“长戈莫舂, 长弩莫抨。乳孙哺子, 教得生狞。举头为城, 掉尾为旌。东海黄公, 愁见夜行。道逢驺虞, 牛哀不。何用尺刀?壁上雷鸣。泰山之下, 妇人哭声。官家有程, 吏不敢听。” (《猛虎行》李贺) 诗歌借猛虎揭示了藩镇割据、社会动荡的惨烈局面。节度使势力的不断强大, 大大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 最终失控, 直接引发了唐末危机。此时的唐人, 同时代一起, 经历着苦难的折磨与考验。

二、安史之乱对唐朝边塞诗的影响———由外扩昂扬转向恶战悲凉

社会的巨大变迁, 必然会给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人们带来心灵上的巨大创伤。而诞生在这一时期的诗歌, 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些作品记录着历史事实与诗人的情感走向, 成为安史之乱影响下的殃及者。初盛唐社会的繁荣安定, 中晚唐社会的动荡衰落, 导致唐诗的走向发生巨大的转折。本章就安史之乱前后唐朝边塞诗的特点进行对比, 分析安史之乱对唐朝的边塞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自从雄才大略的唐太宗被少数民族拥戴为“天可汗”, 唐帝国的鼎盛时代就已经拉开了它的序幕。开基创业之初东征西讨、打破突厥、战胜吐蕃、诏安回纥的光辉业绩, 使事业上充满自信的唐人梦寐以求的向往边塞军功。边塞题材传统的报国立功的主旨, 在盛唐诗人这里升华为一种无尚的光荣。“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王翰《凉州词二首》) “秦时明月汉时关, 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度阴山。” (王昌龄《出塞二首》) 或表现自己的忠君爱国, 或抒发雄心壮志, 或表达建功立业的心声, 或抒写壮志难酬的哭诉, 诗歌中都能表现出一种开阔进取的精神, 表现的是作者的百战不殆的勇气和决心, 流露出的是初盛唐时期人民好战乐战的民族特征和那种青春时代的自豪和为国立功的使命, 也体现了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特有的奋发进取的时代精神。试看高适的《燕歌行》:

汉家烟尘在东北, 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 天子非常赐颜色。

摐金伐鼓下榆关, 旌旗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 单于猎火照狼山。

山川萧条极边土, 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 美人帐下犹歌舞。

大漠穷秋塞草腓, 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常轻敌, 力尽关山未解围。

铁衣远戍辛勤久, 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 征人蓟北空回首。

边风飘飘那可度, 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 寒声一夜传刁斗。

相看白刃血纷纷, 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 至今犹忆李将军!

诗中展现出的境界, 已经超越了时空的界限, 飞横恣肆, 大开大合:榆关、碣石、瀚海、狼山, 萧条边土, 胡骑狼烟, 寒秋暮色, 孤城落日, 又勾连起腥风血雨的厮杀以及令人荡气回肠的思情。将豪放阔达的意境与细腻真挚的情感结合在一起, “心有猛虎, 细嗅蔷薇, ”是力与美的完美融合。最后作品以汉代名将李广作结, 进一步升华主题, 提高了作品的思想价值, 使得作品境界全出而韵味无穷。这种开拓昂扬的诗歌风格不仅表现在边塞诗之中, 其他题材的诗歌均有显现。本文以边塞诗为典型, 就不再一一例举分析。

自安史之乱始, 以后的唐朝处在连年征战的状态。内有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 外有少数民族的干扰。玄宗的逃走, 给唐人的心里蒙上了消极悲观的阴影。以边塞为题材的诗歌, 成为诗人抒发情怀、描写事实的工具。但是与初盛唐的边塞诗不同的是, 同样是描写边塞生活, 此时的边塞诗却在壮烈慷慨之中, 透露着伤感悲凉的气氛。如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

回乐峰前沙似雪, 受降城下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 一夜征人尽望乡。

沙漠在银灰色月色的映衬下呈现出一片清冷的雪白, 刺骨的寒夜, 萧瑟的北风, 远处传来一阵阵乐曲声, 悲悲戚戚, 呜呜咽咽, 即使是铁打般的战士也不禁流下了思乡的热泪。恶劣的环境, 持续不断的战争, 磨灭了唐人以往的征战好战情怀, 一种恶战低沉之气弥漫开来, 盛唐之气已不再。再如“大历十才子”中的卢纶, 中唐继承边塞诗派的诗人, 以其慷慨的情调, 雄浑的风格, 被后人传颂。如名作《塞下曲》其二:

月黑雁飞高, 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除, 大雪满弓刀。

写克敌制胜的豪情, 却不对战争做正面的描述, 简要概括事件的经过, 已表现出战无不胜的勇气和决心。这是一首带有盛唐诗韵的作品, 然而经历过战乱后的诗人, 其作品风格也发生了变化。同样是边塞诗, 风格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由昂扬外拓辗转变得低沉内敛, 一股衰落颓败之音娓娓道来。其他边塞诗人依旧逃脱不了中晚唐社会衰落的趋势, 咿呀哼唱的依旧是萧瑟的低迷之音, 如李贺的《雁门太守行》:

黑云压城城欲摧, 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 塞上燕脂凝夜紫。

半卷红旗临易水, 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 提携玉龙为君死。

“黑”、“金”、“紫”、“红”这些代表冷色调的词语的使用, 将战场的悲凉表现的淋漓尽致, 表现出苍凉悲壮的意境, 给人以难以名状的压抑之感。从中晚唐的边塞诗中我们可以看出, 昔日盛唐诗人慷慨激昂的基调和豪放豁达的风格, 如今已被伤感衰瑟和委婉含蓄所取代。边塞诗从初盛唐的激昂好战转向了消极恶战, 从英雄的牺牲献身气概转向了思乡恋家的情怀。

安史之乱的爆发, 为唐朝社会带来致命的一击。安定繁荣背后隐藏下的危机, 都在安史之乱后显现出来, 成为唐王朝走向灭亡的不治之症。

诗歌是历史的镜子, 记录着时代的变迁。盛唐边塞诗的高昂大气、浑然天成, 诗人的自信乐观、神采飞扬, 无不展现了初盛唐社会的繁荣安定、富足昌盛。中晚唐诗歌凄清萧瑟、低迷雕琢, 诗人的悲观低迷、忧郁忡忡, 又反应出中晚唐社会的衰败与动乱。初盛唐诗歌如天空的云, 清新流动、自然飘逸中晚唐诗歌则如地上的土壤, 深沉务实、厚重深沉。唯有将二者结合在一起, 才能拼凑出完整的唐诗历史。只有将二者进行对比, 才能理解唐人生活的巨大变化。从诗歌的变化中, 我们可以看到唐诗发展的轨迹, 也能体会到历史变迁影响文化发展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