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给鸦片战争排一出京剧，那么时任钦差大臣琦善，一定是个白脸人物，百余年来，琦善一直被骂作卖国贼。

琦善被世人诟病，主要因签订《穿鼻草约》，割让香港岛，赔款六百万。而琦善本人也因此获罪，朝野上下纷纷弹劾批斗不断，道光皇帝以琦善擅自割让香港为奇耻大辱，令锁拿解京问罪，“革职锁拿，查抄家产”，发军台。

琦善

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初，虎门失守以后，钦差大臣江苏巡抚裕谦上了一封弹劾琦善的奏折。他说：“乃闻琦善到粤后，遣散壮勇，不啻为渊驱鱼，以致转为该夷勾去，遂有大角、沙角之陷。”

御史骆措辞更激烈：“窃唯逆夷在粤，滋扰几及一年。前督臣琦善到粤查办，将招集之水勇、防备之守具全行撤去。迨大角、沙角失事，提镇专弁赴省求援，仅发兵数百名，遣之夜渡，唯恐逆夷知觉，以致提督关天培、总兵李廷钰在炮台遥望而泣。”

道光二十一年（1841）六月，王大臣等会审的判词：“此案琦善以钦差大臣查办广东夷务，宜如何慎重周详，计出万全。该夷既不遵照晓谕，办理已形猖獗，即应奏请调兵迅速剿除。乃妄冀羁縻，暂以香港地方许给，俾得有所借口。于一切防守事宜，并不预为设备，以致该夷叠将炮台攻陷，要隘失守，实属有误机宜。自应按律问拟。琦善合依守备不设失陷城塞者斩监候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

简而言之，琦善被控罪名主要有：

一、 主张弛禁，破坏禁烟，打击林则徐。

二、战事不利，主张投降，开门揖盗，贿和。

三、 私自割让香港予英国。

蒋廷黻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国近代史》《琦善与鸦片战争》中、茅海建先生在他的著作《天朝的崩溃中》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做了驳斥，对琦善的历史评价做了翻案。

关于弛禁之说

关于禁烟，朝堂上历来有主张严禁的“激烈派”和主张弛禁的“和缓派”，但所谓的严禁、弛禁之争也仅仅局限于朝堂的讨论之上，并无破坏之说。

事实上，从各类史料来看，找不到琦善有关弛禁的言论；而从实际行动来看，琦善反而可以说是在奉旨禁烟上小有成就，他在天津进行的查烟活动，1838年8月至11月，共起获烟土15万余两。这一数字仅低于由邓廷桢主政的广东(26万余两)，而高于林则徐主政的湖北(2万余两)，居全国第二位。

而琦善与林则徐私下关系是极好的，从《林则徐日记》中可以找到一些证据，也无从打击政敌一说。

蒋廷黻先生在《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中写道：

在道光十八年（1838），各省疆吏复议黄爵滋严禁鸦片的奏折之时，“激烈派”与“和缓派”同等的无一人预料禁烟会引起战争。不过“激烈派”以为，倘因达到禁烟目的而必须用兵以迫“外夷顺服”则亦所不惜。

实际在禁烟初期，不管是清朝政府还是英国人，都是没有打战的设想的，不管严禁、弛禁，无非一种政见讨论，尚上升不到什么奸臣、卖国的高度。而对于禁烟的态度，茅海建先生认为，就算不能说琦善积极促成了禁烟，也可以说琦善在奉旨过程中兢兢业业，超额完成了任务了。

关于抚剿之说

当鸦片战争开打以后，朝堂之上迎来了比弛禁和严禁更大的问题，抚？还是剿？

作为历史上著名的主和派人士，大家的第一感觉琦善一定是站抚的……

而事实是琦善一开始是力主剿的，且还做了不少实质性的努力。只能说，清朝政府因为闭关锁国时间太久，大家对外界的认知都是很有偏差的，在战事的不断发展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敌我双方实力，朝野上下人们的主张也是一个动态的变化。

当7月22日道光帝命各省“加意严防”的谕令到达后，琦善立即采取了三条对策：一、天津以北各小口，改派立有军功的将领负责指挥，“密授防御之策”。二、亲赴天津海口坐镇指挥，并令地方官“暗备火攻器械”，岸炮与火攻并举。三、“由官授以器械”于村民，“示以赏罚，使之暗相保护”。 8月4日，琦善又收到道光帝命其作两手准备的谕令。对如何剿办，他又作了一些具体部署；而对如何劝谕，感到迷惑不解，上奏中称：“伏查英夷诡诈百出，如专为求通贸易，该逆夷岂不知圣人天下一家，只须在粤恳商，何必远来天津？如欲吁恳恩施，何以胆敢在浙江占据城池？”他的结论是，英国“显怀异志”，“不可不严兵戒备”。

琦善到广东以后战事不利，也是让他背负骂名的原因之一，而因撤防一事背了一个黑锅，甚至被传他是受贿求和，以致开门揖盗。

撤防之事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的是琦善收受贿赂才如此而为吗？

蒋廷黻先生和茅海建先生均有类似的说明：

八月中，琦善报告懿律及义律自大沽带船回南，并相约沿途不相攻击，静候新派钦差到广东与他们交涉。道光接了此折，就下一道上谕，一面派琦善为钦差大臣，一面教他“将应撤应留各兵分别核办”。琦善遵旨将大沽的防兵分别撤留了。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琦善尚在直隶总督任内，道光为“节省糜费”起见，已令沿海七省裁撤军队。 琦善于十一月初六始抵广东。他尚在途中的时候沿海七省的撤防已经实行了。奉天、直隶、山东与战争无关系，可不必论。

关于贿和之说

至于贿和一说，更是无稽之谈，

琦善的正式身份是一等侯爵、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后改两广总督）、钦差大臣。他在与英方的公文往来中，得意洋洋地自称“本大臣爵阁部堂”。可以说，他位极人臣，圣眷正隆，达到他一生的顶点，为同僚们望尘莫及。

而此时大清虽然腐朽，统治贵族在财富上却是英国人望尘莫及的，根据民间流传的说法，琦善家产几近天文数字，一份传抄的琦善于1841年获罪抄家的清单称，琦善拥有“番银”1000万元，珍珠奇宝无算，另有田地34顷，房屋340间，当铺6处，店栈81处。 若此当真，琦善的家产超过当时任何一位英国贵族，甚至女王本人。

从目前所能见到的英文资料来看，义律等英方官员并没有采用贿赂的手段，也无琦善索贿的记载。而义律听闻琦善因收取义律贿赂的罪名而受审讯的消息，特意拟出否认对琦善行贿、英国官员不会行贿的文件，转交广州知府。当然，这份文件并未上达中枢，即便上达，恐怕也不会对琦善有利，反而证明他与义律的勾结。

关于卖国割地之说

关于卖国之说，主要是说他奉旨谈判时候签订《穿鼻草约》，而针对这一点，百余年历史的评价都是谩骂，而蒋廷黻先生独树一帜，对琦善在外交领域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认为他是懂得外交的第一人。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关系，在军事方面，无可称赞，也无可责备。在外交方面，他实在是远超时人，因为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虽然，琦善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能算重要，道光以后又赦免了他，使他做了一任陕甘总督，一任云贵总督。他既知中国不如英国之强，他应该提倡自强，如同治时代的奕 、文祥及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诸人，但他对于国家的自强竟不提及。林则徐虽同有此病，但林则徐于中外的形势实不及琦善那样的明白。

对比琦善签订的《穿鼻草约》和之后琦善被罢免后上任的耆英签订的《南京条约》可见一斑

《穿鼻草约》：

（一）中国割让香港与英国，但中国得在香港设关收税，如在黄浦一样；

（二）赔款600万元，五年交清；

（三）中英官吏平等；

（四）广州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初复市。在英国方面，即时退还定海。

《南京条约》：

（一）割让香港岛；

（二）向英国赔偿鸦片烟价、商欠、军费共二千一百万银元；

（三）五口通商，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人居住并设派领事；

（四）协定关税，英商应纳进出口货税、饷费，中国海关无权自主；

（五）废除公行制度，准许英商在华自由贸易等。

蒋廷黻认为：

如果与《南京条约》相较，我们就能断定《穿鼻草约》是琦善“外交的大胜利”：《南京条约》完全割香港，《穿鼻草约》尚保留中国在香港收税的权利；《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穿鼻草约》仍是广东“一口通商”；《南京条约》赔款2100万元，《穿鼻草约》赔款只600万元。

《穿鼻草约》签订

此约是琦善外交的结晶。最重要的就是割让香港。在定约的时候，琦善已经接到了不许割地、不许赔款的谕旨。照法律，他当然有违旨的罪。但从政治看来，琦善的草约是当时时势所许可的最优条件，最少的损失。

不过《穿鼻草约》并没有被清廷批准，琦善也因此获罪

定了此约以后，琦善苦口婆心地求朝廷批准。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二十五到京的奏折可说是他“最后的努力”。他说战争是万不可能，因为地势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心不坚。“奴才再次思维，一身所系犹小，而国计民生之同关休戚者甚重且远。盖奴才获咎于打仗之未能取胜，与获咎于办理之未合宸谟，同一待罪，余生何所顾惜。然奴才获咎于办理之未合宸谟，而广东之疆地民生犹得仰赖圣主洪福，藉保乂安。如奴才获咎于打仗之未能取胜，则损天威而害民生，而办理更无从措手。”道光的朱批说：“朕断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戏弄，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递逆书，代逆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琦善着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仍交各部严加议处。”部议尚未定夺，怡良报告英占据香港的奏折已于二月初六到了北京。道光即降旨：“琦善着即革职锁拿……家产即行查抄入官。”

蒋先生的观点也许有失偏颇，但至少可以说，卖国贼几个字，历史还是冤屈了他。

琦善卖国说是怎么形成的--论忠奸理论

对琦善的非议，实际上很早就有了。

检视鸦片战争的中文资料，即使在战争进行期间，对琦善的指责就已比比皆是。各种著作学说毫无例外地对琦善持批判态度，把他描绘成大清朝的“奸臣”。

这是为什么呢？--茅海建先生提出了忠奸理论：

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首先有利于道光帝。

在皇权至上的社会中，天子被说成至圣至明，不容许也不“应该”犯任何错误。尽管皇帝握有近乎无限的权力，因而对一切事件均应该负有程度不一的责任；但是，当时的人们对政治的批判，最多只能到大臣一级。由此而产生了中国传统史学、哲学中的“奸臣模式”:“奸臣”欺蒙君主，滥用职权，结党营私，施横作恶，致使国运败落；一旦除去“奸臣”，圣明重开，万众欢腾。这一类模式使皇帝避免了直接承担坏事的责任，至多不过是用人不周不察，而让“奸臣”去承担责任，充当替罪羊。若非如此，将会直接批判到皇帝。这就冲犯了儒家的“礼”，是士人学子们不会也不愿去做的。

由此，我们可得到一种解释，尽管“妥协”的决策是由道光帝作出的，但是，“妥协”的失败责任却应当由执行者琦善来承担。与此相反，若“妥协”一策获得胜利，又应当归功于“圣裁”，作为执行者的琦善，也不会有多大的殊荣。实际上，当时的一些史料作者和著作家们，已经涉足于“妥协”的决策过程，并影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应当负责，但没有一个人敢把矛头对准道光帝。

按照“奸臣模式”，我们还可以同样地推论，如果道光帝继续重用林则徐，如果林则徐最终也不免于失败，那么，这种失败的责任也绝不会由道光帝来承担，而只能由林则徐独自吞食这一枚苦果。很可能林则徐当时就会被贬斥为“奸臣”，很可能就不会有今天林则徐的形象。

忠奸的理论所能得出的直接结论是，中国欲取得战争的胜利，只需罢免琦善及其同党、重用林则徐及其同志即可，不必触动中国的现状。也就是说，只要换几个人就行，无须进行改革。

忠奸的理论所能得出的最终结论是，为使忠臣得志，奸臣不生，就必须加强中国的纲纪伦常，强化中国的传统。也就是说，鸦片战争所暴露出来的，不是“天朝”的弊陋，不是中华的落伍；反而是证明了中国的圣贤经典、天朝制度的正确性，坏就坏在一部分“奸臣”并没有照此办理。于是，中国此时的任务，不是改革旧体制，而是加强旧体制。

由此又可以得到一种解释，那些没有办法找到中国失败真正原因的史料作者和著作家们，正是让“奸臣们”承担了本应由中国旧体制承担的责任，从而就像保全皇帝的名誉那样，保全了中国的性理名教、文物制度的地位。在这里，琦善不仅做了道光帝的替罪羊，而且还做了中国旧有道统的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