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鹏鹏

泉州有541公里的海岸线，港澳交错，航道深邃，优越的地理位置构成天然的良港，更有难逢的历史机遇，使泉州港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撒满阳光……

二、三千年前，聚居斯地的闽越人便耕海牧洋，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开始从陆梁到海洋的活动。汉时，广州开通与印度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当时福建是通往交趾七郡的贡献转运中心，地处海隅的泉州成为其中的一处口岸。从“习于水斗，便于用舟”的史记中可知，闽越人征服海洋的性格早已定型。6世纪时，泉州港已有大船通航南洋诸国，当时到延福寺翻译经书的印度僧人拘那罗陀，后来就从泉州乘大船到棱伽修国（今马来西亚）转程回国。

隋唐时期，泉州地方经济日趋繁荣。“安史之乱”后，陆上丝绸之路阻梗，海上丝绸之路代兴，岭南的交州、广州，闽南的泉州，江南的扬州迅速崛起，成为中国对外通商的四大口岸。泉州凸现“船到城添外国人”的盛况，“市井十洲人”“还珠人贡频”的诗句，正是泉州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重埠的记实写照。宋元时期，泉州港创造了海外贸易的阳光奇迹，如日中天地跻身于世界最大贸易港之列。交通航线拓伸，造船航海发达，市舶机构设置，商品经济鼎盛，文化交流频繁，在海上丝绸之路这条国际间文明、对话、友谊、共荣的捷途上，泉州港起着东西方文化沟通的枢纽作用。元代德济门遗址的发掘，再现“一城要地，莫盛于南关”的历史事实，刺桐城神话般地蜚声环宇，吸引许多世界大旅行家慕名纷至沓来。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刺桐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明清时期，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海道不靖，官商贸易受阻，泉州海外交通仍以私商“贸行遍郡国”，且大批移居国外，以新的身姿出现在“大帆船贸易”的潮声横影中。泉州人以海为田的三千年历史，不仅积淀了丰硕的文化内涵，至今这片热土上还遗存许多惊世的文物瑰宝。

泉州港的造船航海技术，繁荣了海上丝绸之路。“缠头赤脚半番商，大舶高樯多海宝”的诗句，高度概括了泉州港船大桅高，舶来无数珍宝，还有多国度、多民族汇聚的盛况。1974年和1982年发掘的后渚、法石两艘泉州湾宋代海船，以船身扁阔，头尖尾方，船底如刃，多桅，多隔舱，稳性好，载重量大等优越性能，证实史称“海船以福建为上”。元时泉州是中国造船中心，朝廷的许多政治、经济、军事活动，均取决于泉州的造船，仅至元十七年（1280年）福建省移泉州，诏造船3000艘。泉州还出土数十具宋元木碇、石碇和明清铁锚，以及竹帆等工属具。牵星过洋、罗盘、指南针、量天尺、灯旗、针路簿等在航海中广泛得到应用。千百年来，泉州港培育出一批技术娴熟的舟师、火长、舵手、碇工，“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正是凭借他们优秀的航海技术才能驾驭风帆去博击大海的惊涛骇浪。宋元时期，政府实施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泉州海外交通航线已沟通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东非乃至欧洲的近百个古国，史籍记载我国与这些国家的航距、航向、日程多以泉州港为坐标。宋元泉州港的航标——关锁塔、六胜塔、安海港的瑞光塔，明代晋江的江上塔等，至今仍屹立在海岸港湾，默默地见证着泉州造船航海的历史。

泉州港众多完善的码头，便捷的交通，是支撑港城兴隆的基础设施。古刺桐港素有三湾十二港之优越条件，可供商船避风寄碇，东临大洋便于泛海贸易，绵延的海岸线利于吸纳“大船数百，小船无数”。宋元时期，仅石湖港就有18码头，所泊装载棉花船常近百计。晋江人海口处的法石也有坂头、圣殿、文兴、长春、美山五个码头。港口水陆运输便捷，晋江东西溪可航通经济腹地德化、永春、南安、安溪，便利物货抵港装船。特别是两宋时期，顺应泉州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需要，泉州所属各县涌现一股造桥热潮。五邑历代建桥共275座，宋建或宋修的就有106座，总长度近三十公里。且以建桥技术先进誉称“闽中桥梁甲天下”，首创“筏形基础”、“养蛎固基”、“浮运架梁”、“睡木沉基”等技术，均领先于世界桥梁史。北宋建的洛阳桥长731米，宽4.5米，就是在“水阔五里，深不可址”的洛阳江海交汇处建成的。“天下无桥长此桥”的安平桥，是中世纪世界最长的梁式石桥。全长2255米，有船形或方形墩361个。这些都是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桥梁。

泉州港物货充羡的经济腹地，刺激着海上丝路的发展。唐宋以来，泉州便是中外商品的集散地。四海舶商，诸番琛贡，皆于是乎集。殊方别域的香料药物，奇珍异宝，从这里发配到全国各地；国内一些名窑的瓷器、铜铁器、丝织品、印刷品等，又汇聚到泉州港，施其所求地飞运海外诸国。但更坚实的物质基础是地方丝织品、制瓷业、冶铸业、手工业、农业、制茶业等全方位地发展，提供泉州港有取之不竭的物华天宝。唐时泉州就上贡绵、丝、蕉、葛，舍地建开元寺的黄守恭一家就有桑园七里，至今寺内留存一棵 1300 多年的老桑树。宋时泉州成为中国丝业中心，与杭州并称一时之盛。元代的刺桐缎更是备受国内外欢迎的珍品。泉州至今发现南朝以来的瓷窑址530多处，仅宋元时期就有160处窑场。德化、晋江磁灶、南安、安溪等窑口生产的器物，诚如马可波罗当时所看到的“既多且美，购价甚贱”，因而畅销亚、非、欧，在国外屡有发现，泉州港铺砌而成的海上陶瓷之路，对人类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起过举世瞩目的贡献。

泉州这座世界神学的宝库，展示着多种宗教融洽的独特文明。西晋时，佛教、道教已在泉州设寺观传教。唐时，伊斯兰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也开始在泉州布道，在灵山圣墓长眠着唐初来华传教的二位先贤，明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也于此行香祈福灵圣庇佑。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的泉州清净寺，保持着中东伊斯兰教寺建筑风格，后来教寺增至六、七座。泉州至今已发现二、三百件宋元伊斯兰教徒的墓碑石、墓盖石和寺庙建筑构件，数量之巨，令人惊奇。元末明初这些阿拉伯人后裔在晋江陈埭、惠安白崎聚族而居，现在已繁衍成数万之众的丁氏、郭氏回族乡，这就是活脱脱的海上丝路人文景观。宋时晋江草庵是摩尼教的活动中心，这里出土过黑釉“明教会”碗，元至元五年（1339年）信士喜捨摩尼光佛摩崖石刻，谁想到这竟成为已消亡的摩尼教的最后遗像。印度教在宋时传入泉州，该教以湿婆神为象征的林伽崇拜物，卓立在新门外龟山，南宋太守王十朋因此而得“刺桐为城石为笋”的佳句。泉州至今已发现二百多方印度教石刻，明初开元寺重修，把元末废圯的两根印度教寺十六角形石柱，73幅人面狮身和狮子石刻移置大雄宝殿。

当你到开元寺游览，不仅可以看到大殿飞天斗拱的佛教妙音鸟——迦陵频伽，还可欣赏一幅幅印度教的神话传说，这是国内他地无法看到的奇观。宋元之际，走出国门的景教、天主教也到泉州这座宽容的文化古城自由传教，天主教并在北京、泉州二地设立主教区。泉州还是众多海神各显神通的圣地，以妈祖为代表的航海保护神，宋元以来屡受帝王赐封升格，元时封“泉州神女”，清初施琅将军平台后奏封天后，其信仰随海上丝路的拓伸而衍播五大洲。宋时郡守望祭海神的法石真武庙，九日山祈风石刻所勒记的延福寺通远王，洛阳桥昭惠庙通远广利王，以及法石文兴宫王爷神，吴真人庙……还有民间信仰的众多神衹，充分显示这座世界宗教博物馆的珍品是多么丰富。

泉州港有过历史的骄傲，今天这些人类共同的遗产，仍闪烁着当年海上丝绸之路耀眼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