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之前中国人的翻译教科书多是译自欧美的学校用书。以戊戌维新和清政府的新政作为一个标界，中国人翻译教科书到19、20世纪之交显示了另一种热潮：翻译日本教科书。

一、甲午战败，迫切提升国力

晚清中国与日本的政治文化纠葛与甲午一战所关甚切。恰如时人所述：“若日本文译本，则以光绪甲午我国与日本搆衅，明年和议成，留学者咸趋其国，且其国文字迻译较他国为便，于是日本文之译本，遂充斥于市肆，推行于学校，几使一时之学术，寖成风尚，而我国文体，亦遂因之稍稍变矣。” 情况正是如此。战争使晚清国人认识到兵力强盛和教育的关联。日本的崛起推动翻译日本教科书成为浪潮。

由关注欧美转向关注日本，几成必然的趋势。甲午战争后的第二年，翰林学士龚心铭在读过日本人森有礼写的《文学兴国策》之后，禁不住叹息泰西教育体制“规制严备，井然有条，取适用不取虚文”，慨叹日本“得其成法，以行于数岛之中，不过二十余年，各国递相引重。” 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奏办译书局，建议“初级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学四门，悉译泰西日本各学校所译之书”； 对于中国近代学术体系影响甚大的西方分科体系，也是中国人经由日本学到的，章太炎就说他“到了日本，晓得分科”。

20世纪初，赴日游学、考察文化教育的中国人数量剧增。据学界基本一致的见解，清光绪22年（1896年）出使日本大臣裕庚带学生唐宝锷等13人赴日肄业，为中国学生留学日本之始。此后留学日本发展迅速，各省纷纷派出官员考察或自费赴日，就连时人认为“南限岭表、北阻彭蠡，风气所扇，后于它省”的江西，庚子辛丑年间“东渡求学者才数人耳，阅二年，朝廷锐意兴学，罢黜科举，江西留东学生乃得六、七十人。” 开风气较早的省份如直隶，1893至1919年间官民东游者就达600余人次。 这充分说明中国官员学者对于考察日本、改良中国教育的重视。

二、赴日考察日本教科书

整个社会对于日本文化教育的热情，与清政府的官方倡导分不开。甲午后清政府对于学习日本教育认识更加自觉，开始派官员赴日考察。他们发现，“日本学校，虽皆习西文，而实以其本国文及汉文为重。故所授功课，皆译成本国文字……故能化裁西学而不为西学所化。” 西学与本国文化的纠葛始终是面临西方“冲击”的中国人思考不尽的课题，日本与中国相近的文化特性及其近代以来的不同国势，使中国人从日本近邻那里看到了学习西方、改变国运的现实例证。

官员受派考察日本教育，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心态，即抱何种态度学习日本教育。很多官员认识到，一方面要广开学堂方能图存，同时又要警惕教育不能速成。教育对于国家强盛的重要性自不待言，那么，考察日本要学习什么，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赴日考察教育的官员都有不小收获。他们遇到许多日本教育专家和官方人士对清政府教育改革表示支持，愿意帮助清政府筹划教育，编译出版教科书。

1902年，受派考察日本学校的李宗棠，拜会日本教育家和文部大臣。考察期间，日本教育家与李宗棠详细讨论译书之事，表示愿与中国合力译印教科书、制定版权法，并赠送了十余种教科书。吴汝纶在拜会菊池文相时，对方就提出了重视国民教育、实学教育，首先办理大学和小学等建议。

服部宇之吉

中方官员从日本学校学到很多可操作的方法，在教科书编辑出版等具体问题上得到不少经验。很多官员细致入微地记录了考察的细节行程，记录日本学校教育的规章制度和实施情况，包括法令条例、学校等级类别、课程设置、教课环境、校园建设等各个方面。

对教科书的考察收获尤多。赴日官员都对日本学校教学抱有浓厚兴趣，有的专门以图表记载日本学校教学科目和用书情况，详细收录教科用书目，以备参考。例如关庚麟的《日本学校图论》记录了每一门课程的教科用书及其作者。从以后中国新式学制兴起、学科建立，壬寅--癸卯学制有关制度系统的设置情况来看，清政府对于日本学校教育制度和教科书的引进，很多细节都是挪用了日本经验。几乎所有的近代教育分科门类，几年以后都在中国学校翻译使用。

三、效仿日本教育制度

除了清政府官员，还有很多关心教育改良的学者赴日考察教育并收获甚多。

罗振玉重视介绍日本教育大旨，说明普通教育的切要之处，指出教育制度是第一要务，“日本全国一切学校悉本之学校令，即法规大全所载小学校令、中学校令、高等学校令、师范学校令、大学校令等是也。凡设备教科管理教员等事悉括其中，以便全国遵守。此中国极当法效者。” 他还购买日本中小学用教科书回国，以备研究。

罗振玉

罗振玉在和日本教育家、文部省编译官伊泽修二的接触中，对方多次表示对于两国合作、帮助清政府进行教育改革的意向。伊泽多次与罗振玉“详论译书事，意欲合中日之力，译印教科书，而定版权之法制”。罗振玉对于日本教育的重大方面都进行了分析，包括制度、方针、系统、职员、教员、教科书等方面，并初步规划了一套详尽的新学制。对于中国教科书的规划，当然与他对日本教科书的体会深刻相关，他设想，“今中国编定教科书，宜先译日本书为蓝本，而后改修之。如算学、理化、体操、图画等，可直用东书；若本国之历史、地理，亦必先译东书，师其体例，而后自编辑之。至博物等科，亦必修改。譬如动植矿三者，必就本国所产及儿童所习见者教授之故，不能全用他国成书也。” 所以他在《学制私议》中专列教科书之条，规定如下：奉圣谕广训为修身道德之纲领；将五经四子书分配大中小各学校；编译各教科书悉以日本教科书为蓝本，或译用全书，或译而修改之等等。

梁启超在1899年所写的《东籍月旦》中，详细介绍了日本教科书的科目、沿革、内容、编写诸事。对伦理和历史两科应用的教科书一一罗列开来，详细介绍重要书目的作者、册数、价格和基本内容，如历史一科包括世界史、西洋史、东洋史、中国史和日本史等门类，皆概要说明几种重要的教科书。他在《新民丛报》上介绍日本学术书籍和教科书，从文明史角度评价一些伦理教科书和西洋史教科书。

四、翻译日本教科书

据所见材料，最早被采用的中国人翻译日本教科书，是1889年江南制造局印行的日人饭盛编、藤田译《物理学》。 戊戌维新时期，中国人翻译日本教科书“国人因知识之饥荒，多喜购阅，故极畅销”， 当时许多较大的出版机构都盛行翻译日本教科书。

据《晚清营业书目》，浙江图书馆附设印行所的书目和附售书目中，关于教育的都是翻译日本的教科书，例如《日本学校章程》、《简便国民教育法》等，译自日本的教科书占据了当时销售量的不小比例。 民间各种编译出版机构，如1901年以后，留日学生陆世芬等组织教科书译辑社，专译中等学校教科书。据其广告，共翻译教科书23种，包括长泽龟之助、菊池大麓、矢津永昌、水岛久太郎、本多光太郎和吉田彦六郎等著名教育家的教科书著作。

饭盛编、藤田译《物理学》

1901年以后翻译的日本教科书相对于此前翻译的欧美教科书，就学科而言更为广泛、科目更为丰富细致，更加符合近代教育的知识体系。除国文等少数科目外，其余科目均采用了很多翻译的日本教科书。

不仅在规章、形式等方面中国人接受日本教育，在非常具体的新名词使用等问题上，中国人也从日本间接传入大量新词，并打败已有的汉译欧美新词，这方面已经有较深入的研究成果。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钱玄同在1917年这样评价：“我觉得日本人造的新名词，比严复高明得多。” 这代表了中国学者对日本文化的认可。

以上种种说明甲午以后，中日两国教育领域的交流更趋深入，由此对于中国教科书制度化所产生的实践影响，越来越明显。

1903年，京师大学堂刊发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16个门目中，中国人翻译日本教科书为数不少，并涉及教育学、伦理学、中国史、世界史、地理学、理财学、植物学、动物学等科目。

五、教育界几乎出现了“全盘日化”

对日本文化教育的强烈向往，使得晚清教育界几乎出现了“全盘日化”的局面。 对于中国人翻译日本教科书的热情，造成许多质量低劣的汉译日文书籍充斥市场，流弊非小。不加筛选的教科书中难免会有生硬、不合中国文化常识的语句。“上海小书贾所译东文各书，并不注明著者、译者姓名，多有摘取原书一段与一己私意相合者译出流布，并不顾本书宗旨” 。这种情况难免让时人忧虑。

日本教育在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取舍改造，日本方面也注意到并提出了看法。日本文部省编译官伊泽修二曾告诫来访的罗振玉，中国要编教科书“不可遽忘乎道德教育，将来中学以上，必讲孝经论语孟子，然后及群经。” 日本教育界人士对于清政府教育宗旨的建议，多是要推崇儒家教育。胜浦鞆雄给吴汝纶的函札说：“贵邦则比弊邦事端稍多，本孔孟遗经，以教应用诸事。” 在晚清教育改革和引进教科书的过程中，儒家传统教育被认为是不可丢弃的核心内容。

关庚麟考察日本教科书的编纂历程，认为“日本维新以前，盛行汉学。其时学校课本概用中国之四子五经，无所谓教科书也。迨西洋文物输入之顷，稍知汉学之无用，乃一变其制度，始聘美国人编订教科书。嗣以程度不适于国民，废而不用，于是有文部省编辑局之设。十余年间，文明思想播于全国。爰于明治十九年停止编辑局，与民间以出版之权。凡有著述，呈文部省。察其与地方之情况、生徒之训育一一相合，而后发刊，谓之文部省检定。既经检定，学校一律尊用，而编订之本书则因乎学年之长短以为准。故国有统一之教而民无岐入之途，皆此制之力也。” 显然他认为日本不盲目追随西洋、制定符合本国情况的教科编审制度更值得中国学习。

沈翊清在《东游日记》中记录，他看过日本各校，规则、课程诸多方面都尽善尽美，“尤要者，凡修身一科，皆以忠爱为主，以明耻教战为用。或宣之演说，或登之画图，使儿童幼年即富有尊军服、爱国家之思想。一旦成人，皆无能易此目的。我国学堂亦以忠爱为宗旨。”

结语

不论被动主动，清政府还是沿着教育改革的趋势一路走去了。所以，尽管对于传统学术的存续也存在忧虑，吴汝纶还是不同意伊藤博文对中国兴办新教育志在智育、忽视德育的批评，坚持认为，“智开然后知德教”。这种开明、切实的态度来自于他对时事潮流的深刻判断：“诚见西力东渐，不改用西人公学而死守吾窳败旧法，则国必亡。” 所以，只有建构出新制度，才能将旧文化重新塑型，文化和国家才能从衰败中涅槃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