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我们知道是因为英法美俄等国提出修约要求，遭到咸丰皇帝的拒绝，后来，咸丰皇帝虽然疲于压力同意派出谈判代表与英法美俄签订《天津条约》，但这个条约规定的“公使驻京”、内地通商等条款咸丰帝是不能接受的，并不执行。于是，英法两国于1860年5月，再次派出军队向中国的集结。

面对严峻的形势，咸丰帝的态度不得不软了下来。两江总督何桂清给他汇报当时的形势时，他在何桂清的奏折上批道：“若一意决战，亦必激彼无一退步，再战不休，致岁岁决战，终须归于抚局”，咸丰帝感到怎么战最终都是要议和的，话语间，议和的思想完全占了上风。英法战舰已经驶抵大沽口外，他仍谕饬直隶总督恒福说：该督“身任地方，尤当仰体朕心，不可因海口设防严密，仍存先战后和之意……总须以抚局为要，不得畏难自阻，致负委任”。[1]

本文根据《晚清外交七十年》改写

英法联军的到来，咸丰帝希望通过议和化解危机。但是，于英国公使额尔金和法国公使葛罗这两个老狐狸来说，军队既然开过来了，就应该做点什么？额尔金说，若不先给清国以巨大的军事打击，任何谈判都不会成功，显然，两国公使已经寄希望通过战争来索取更多利益了。

7月28日，英法联军避开防守严密的大沽口，兵进北塘，宣称要从天津登陆进京换约。并于8月1日成功登陆。联军从北塘登陆后，立即便向天津进逼。敌人的到来，作为前敌总指挥的僧格林沁，起初虽然积极抗战，但他率领的军队与联军的装备相比简直是判若天渊。不经打的便溃败了下来，英法联军乘胜直逼天津城下。

天津面临的严重威胁，得知僧格林沁已经溃败的咸丰帝慌乱中希望他们像美国那样进京换约。他让直隶总督向英、法公使告谕了这一愿望。但英法联军不理不睬只管往前推进。8月24日，英法联军进占天津，当即宣布将天津置于军事管理之下。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中国兵船

天津的失守，咸丰帝只得认命桂良、恒福为钦差大臣，恒祺为帮办大臣，到天津与列强谈判。咸丰帝派出的这个谈判代表团，都是有议和经验的，都与西方人打过交道。桂良曾经是《天津条约》的全权谈判代表，恒福在直隶任上与洋人多有接触，恒祺曾经在广州任海关监督，这样一个熟悉西方国家的外交组合，显示了咸丰帝急于达成议和的心情。

桂良等来天津后，与英、法两国公使交涉。两国公使拒绝会谈，要先答允所提各款，否则带兵北上，桂良只好一一允许。这些条款是：一、赔偿兵费，二、进京换约，三、天津通商。关于赔偿兵费问题，额尔金变本加厉地将赔款数额增加到800万两。

这样的要求，咸丰帝当然不能答应。9月8日，他又任命怡亲王载垣为钦差大臣，与桂良、恒福、恒祺一起继续与英、法公使交涉，希望柳暗花明取得一个理想的结果。咸丰帝要求他们据理驳斥英人的要求。关于赔偿兵费一事，谕旨中说，如果列强要求支付现银，断然不能同意。对于进京换约之事“务令该夷先将兵船马队，全行退出海口，并不准多带从人，方准来京。桂良拟令恒祺崇厚伴送夷酋巴夏礼先行进京之处，著不准行。即将来准其进京换约，亦不得任令该夷酋随带护卫，带领兵将。”[2]

大清军队官兵

载垣被派出之时，英法联军已经兵进通州，这样，英、法两国公使又要求将谈判地点从天津移至通州。至9月17日，载垣等人奉旨屈从英、法的各项要求，战事眼看就要结束。谁知第二天，9月18日，时任英国使团中文秘书的巴夏礼，却提出了换约时须亲见皇帝面递国书，皇帝盖玺的条约批准书亦须当场交给英国使节。

咸丰帝忌讳的事情，载垣、桂良等人自然明白，没有得到允准是不敢答应的。当即表示“关系国体，万难应允”双方为此争执了一天，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载垣等人没办法，上奏章向咸丰帝作了汇报，咸丰帝看了奏章，谕军机大臣说：“国体所存，万难允许”，“如欲亲递国书，必须按照中国礼节，拜跪如仪，方可允行。”咸丰帝又把风行了几千年的跪拜礼制抬了出来。为了维护这种体制，他表示“设该夷固执前说，不知悔悟，惟有与之决战。”[3]咸丰帝还让僧格林沁做好战备。如果英法联军兵过张家湾，就应当全力抗击，不再考虑议和的事情。

得到这样的谕示，怡亲王载垣立即通知驻守通州东南张家湾的僧格林沁做好战备。可是僧格林沁竟然违反外交原则地扣押了巴夏礼等谈判成员。

清军劫持英国客轮

原来，僧格林沁接到咸丰帝让他做好战备的谕令后，巴夏礼却向载垣、僧格林沁提出蛮横要求，要求将张家湾的清军全行撤退。张家湾是咸丰帝的底线，他也有谕令，一旦联军到了张家湾就要全力抵抗，不再考虑与敌议和。现在巴夏礼却提出这么无理的要求，载垣怎能答应，僧格林沁吃了败仗，心里正在搓火，自然也是不肯答应。

巴夏礼在提出要求清军撤退张家湾的同时，又提出了亲递国书的要求，并且表示要按西方的礼制觐见皇上。巴夏礼还很有理由地说，如果不让亲递国书就是中国不愿和好。

巴夏礼的狂悖要求，在谈判与战争一线的载垣、僧格林沁都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僧格林沁一生气就将巴夏里扣押了起来，当时被扣押的英国人还有英国翻译洛奇以及随员26名，法国人13名。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中国老式兵船

扣押巴夏礼，怡亲王载垣也十分支持。他上奏咸丰帝说：“该夷巴夏礼善能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现已就擒，该夷兵心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4]

以为捉住了巴夏礼即可在军事上获胜，载垣认为这是擒贼先擒王的兵家之道。但是，他想得太简单了。他没料到此后的战事更是一败涂地。没办法，他便让关在北京刑部北监的巴夏礼写“退兵书”，而巴夏礼所写的“退兵书”又让他们瞠目，“该书只写英文，不写汉文”。 偌大个北京城，清朝找不出一个懂英文的人。这事情的本身，就能说明大清存在许多问题。

这还不是主要的，僧格林沁不懂外交原则的扣押英国外交官，希望以此要挟英法联军，就可以达到迫使其退兵的目的。但是，英法联军却不这么看，认为大清国扣押谈判代表，是对他们极大地羞辱，因而开始了更加疯狂地报复。最终的结局是英法联军一把火焚烧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清廷只好他无条件地接受了英、法、俄、美的要求，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这一战不仅打痛了大清，也使得清廷中的有识之士感受到了学习西方，洋务“自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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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刘培华：《近代中外关系史》上卷，第17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2]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第19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

[3]徐立亭：《咸丰、同治帝》，第132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6月版。

[4]刘华明等著： 《慈溪全传》第51页，印刷工业出版社2001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