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式芬为海丰吴氏家族中名声最显赫的一位，而这里说的海丰乃是指如今山东省滨州市的无棣县，与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不是一回事。其实无棣县乃是古称，早在周成王时期，齐国即有无棣之名，根据康熙版《海丰县志》的记载：“永乐初，改无棣县为海丰县，以境内有海丰乡，西北有海丰场故名。”关于改名的原因，乃是因为永乐初年朱棣登基，为避其名讳改称为海丰县，直到民国三年，方由海丰改回原称无棣。

关于海丰吴氏的历史，《无棣吴氏族谱》中称：“始祖士安，明永乐二年自直隶迁安县迁居海丰县。”海丰吴氏奉吴士安为始祖，然其家族前十世并未发达，从第九世开始方有了兴旺的苗头。其第九世吴志德在年十七时补博士弟子员，吴志远年十九应童子试拔第一，他在顺治五年做过福建邵武县知县，四年后又升为广西桂林府通判。然其第十世吴永孕仅是一位庠生，而海丰吴氏的发达则始自第十一世吴自肃。

吴自肃为吴永孕长子，他在顺治十一年中举，十年之后即康熙三年考中进士，时年35岁。吴自肃成为了海丰吴氏第一位中进士之人，后来他做过云南提调学政，在此期间他纂修过《云南通志》，但后来因为遭到了山西巡抚噶礼的劾参而被革职。然而自吴自肃之后，海丰吴氏家族在科举方面有了很大的成果，朱亚非等著《明清山东仕宦家族与家族文化》一书中称：“从乾隆至道光年间，十三世至十七世的吴氏子孙中共出现了13名举人，6名进士，17名贡生，16名太学生，廪生、监生、庠生共13名。其中吴坛、吴熙增、吴侍曾、吴式敏、吴式群、吴式芬先后中进士，更是为吴氏家族赢得了‘进士世家’的美誉。《吴氏家乘》上存有‘祖孙父子叔侄兄弟进士之家’的印宝，可谓实至名归。”

一个家族竟然在科举考试方面有如此大的成果，这在江北地区颇为罕见，而这个家族中进士者，就学术成果论，以吴式芬最具影响力。

吴式芬字子苾，他是吴自肃的六世孙，因为他的父亲吴衍曾去世得早，故吴式芬从小就跟随祖父吴之勷读书。他在道光二年中举，道光十五年考中进士，由此而成为了海丰吴氏第八位进士。吴式芬虽然自小体弱，然却积极肯干，道光十八年，他被任命为南昌知府，谢恩时道光皇帝跟嘱咐他：“汝并无一人保举，看汝尚可学习，是以命汝出外任学习、办事，断不可染外官习气。”（吴重憙辑《吴氏世德录》卷五）

道光二十七年，吴式芬补授河南按察使，当时河南大旱已近一年，然当他赴任之时河南却下起了大雨，旱情得以解除，当地人认为这是吉兆，故有“甘雨承车之颂”（同上）。后来他又做过河南、直隶、贵州、陕西等地的布政使，咸丰四年还任过浙江学政，可惜在两年后他就病逝了。

吴式芬的次子吴重憙在藏书史上颇具名气，他原本是同治元年的举人，而后在各地为官，在光绪二十八年也任过直隶布政使。吴重憙在社会上的名气主要得自他创建中国红十字会，孙才顺、韩荣钧各著的《清代海丰吴氏家族文化研究》一书中简述：“光绪三十年（1904），日俄战争爆发，时吴重憙在驻沪会办电政大臣任上。为救护中国难民，上海海关道沈敦和等人发起成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吴重憙与商约大臣吕海寰、盛宣怀邀约上海官绅和各驻沪机构代表共同协商，于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十日正式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又称‘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该会属慈善性质，由中、英、美、德、法五个中立国合办，直接目的在于救护‘日俄战争’双方伤兵及东北战地难民出境医治。吴重憙被推举为‘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的三名领袖（还有吕海寰、盛宣怀）之一。清政府得知后，立即予以承认，并拨白银10万两作经费。”

有了政府的承认，吴重憙在创办红十字会的问题上就有了一些便利，再加上他不辞劳苦的奔走，很快募集到善款二十万两白银，而后他在上海购地建医院办学堂。在日俄战争期间，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共筹集钱物折合白银五十四万余两，这些款项全部用于救灾难民。而后吴重憙与吴海寰、盛宣怀在光绪三十三年联合向朝廷上奏了《沥陈创办红十字会情形并请立案奖叙折》。同年六月，清政府批准了他们的提议，于是将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改名为大清红十字会。

吴重憙在天津期间与文献家章钰有密切交往，同时跟缪荃孙常探讨版本目录之学，傅增湘在《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写道：“钱塘丁氏有元刻本，为怡府故物，此本则为明江王所藏，……较丁本尤为可珍。石莲闇秘籍充栋，亦当推为甲观。”

石莲闇乃是吴重憙的藏书楼堂号，可惜他后来的藏书因意外失火损失了大半，他在给缪荃孙的信中写道：“弟自壬辰（光绪十八年）一炬后，痛先藏之不能保守，除书籍及场屋须用外，均无意搜罗。”（缪荃孙《艺风堂友朋书札》）而吴重憙旧藏剩余的部分，待其去世后也都散失了出来，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写道：“遗书渐散，至去岁（1084）九十月间出尤亟。日见打鼓贩趋其门。最后山涧口书贩李子珍以千二百金全有之，载数十车，人皆以为弃余物，不之顾。余翻阅半夕，得佳本数十种，其金石类有子苾（吴父式芬）校本《平津馆读碑记》、子苾稿本《贞石待访录》十八巨册，谐价未就。而吴氏之书，从此尽矣。”

《平津读碑记》八卷《续记》一卷 清光绪十一年朱记荣刻十七年朱氏行素草堂平津馆补刻本，书牌

《平津读碑记》八卷《续记》一卷 清光绪十一年朱记荣刻十七年朱氏行素草堂平津馆补刻本，卷首

《平津读碑记》八卷《续记》一卷 清光绪十一年朱记荣刻十七年朱氏行素草堂平津馆补刻本，落款

这段话中提到了吴式芬校本《平津馆读碑记》和稿本《贞石待访录》，以此可见，吴重憙之父在金石方面有很深的研究。吴式芬能在金石学研究方面有如此大的成果，与其家传和当时的学术氛围有直接的关系。从家学来看，海丰吴氏自吴自肃开始就有藏金石之好，比如他藏有一方“楚公钟端砚”。将砚台与金石结合，这个偏好遗传给其后世，吴式芬的曾祖吴坛也喜好金石之学。清代金石大家毕沅在《抚吴大中丞吴公传略》中说：“余与公卅年金石交也。”而吴式芬的祖父吴之勷不仅喜欢藏书，他同样喜欢藏古物，嘉庆十一年，他买得一方古砚，此砚背面刻有“雪堂宝砚”四个字，同时还刻有苏东坡的印章，吴之勷认定这是苏东坡旧物，能得此名物令其大为心喜，他将自己的堂号改为宝砚台，并且还写了篇《雪堂宝砚记》，为此很多朋友都为其唱和。他的藏砚之好还传到了儿子吴侍曾那里，吴侍曾即是吴式芬的从父，他藏有几十方名砚。吴式芬的外曾祖查礼对古印有很深的研究。

吴式芬的母亲查庆姑是大理寺少卿查淳的长女，而宛平查氏本是来自徽州，其家族亦是清代名门望族。查淳的叔祖查慎行乃是著名的诗人，他的伯父查为仁曾在天津建有水西庄别墅，乾隆皇帝曾四次住在水西庄中。以此可见，宛平查氏之显赫。查淳之父查礼曾官至湖南巡抚，查礼亦有藏书之好，其藏书量有数万卷之多，并且查礼爱好收藏古印，其去世后，儿子查淳为其编有《铜鼓书堂藏印》。几年前，日本某藏书大家去世，其所藏印谱有一部分回流中国，我代西泠印社副社长童衍方先生拿下此谱，而翻阅该谱时，能够看到当年查淳编此谱是何等之用心。该印谱收有古代官私印千余钮，此为清代重要的集古印谱，王文治在给该谱所写序言中称：“时代之先后，官爵之崇卑，字数之多寡，次序厘然，赝者绌之，讹者正之，简而能精，约而能辨。”

吴式芬也有藏金石之好，他曾根据查氏铜鼓堂旧钞本来校对宋赵明诚所撰《金石录》，该校本现藏北大图书馆。家族金石之学对于吴式芬的影响，孙才顺、韩荣钧在其专著中说：“吴式芬所著之《双虞壶斋印存》及《攈古录》《攈古录金文》《金石汇目分编》《封泥考略》等书，其所采用的主要体例，都能看到《铜鼓书堂藏印》的影子。而其于金石、玺印的精鉴别、富收藏以及寓于其中的审美内涵，也与他们一脉相承。”

其实不仅如此，吴式芬在京为官期间，跟许多金石家有密切交往，他尤其与金石大家陈介祺交往最为密切。正因为如此，陈介祺将长女许配给了吴式芬次子吴重憙，只是在吴式芬去世后三年，他们方成婚。吴式芬去世后，陈介祺敦促吴重憙，请其师许瀚来整理吴式芬遗著，可见两人交往之深。

吴式芬撰《攈古录金文》三卷 清光绪二十一年吴重憙刻本，封面

吴式芬撰《攈古录金文》三卷 清光绪二十一年吴重憙刻本，卷首

吴式芬撰《攈古录金文》三卷 清光绪二十一年吴重憙刻本，落款

吴、陈两家的交往始自于陈介祺之父陈官俊，陈官俊为嘉庆十三年进士，曾任礼部、工部、吏部尚书，而他和吴式芬的从父吴侍曾是同年进士。虽然陈介祺比吴式芬小17岁，但因为这层关系，他们交往密切。陈介祺在《宝簠斋集各家彝器释文》自序中称：“余于既冠后从子苾六兄游，论古文字，考订金石，始稍稍有吉金之蓄。”可见陈介祺一生致力的金石之藏乃是受吴式芬的影响。

陈介祺所藏青铜器以西周宣王时期的毛公鼎最具名气，此物在道光二十三年出土于陕西周原，被陕西古董商苏亿年、苏兆年兄弟购得，此珍宝出土十年后即咸丰二年被陈介祺花巨资购得。鲍康在《跋毛公鼎摹拓本》中称：“咸丰壬子，苏亿年载入都时，陈寿卿尚供职词馆，以重资购藏，秘不示人。初出土时，余在秦曾拓存一纸，顾不致寿卿复拓赠一纸，此外无获睹者。李竹朋为余装池，遂分去其一。”

以此可见，陈介祺买下此鼎后秘不示人，对于这件事，孙顺才、韩荣钧在专著中写道：“陈氏所藏之器大都乐于公之于世，印成目录，昭示天下，唯有毛公鼎，深锁密藏，不肯示人。因而陈介祺在世时，无人见过此鼎。陈介祺得鼎20多年后，老友吴云曾函询此事称：‘拟作书画扇头，为赠仲饴兄令侄（按：吴峋），与儿子承潞有乙丑同榜之谊。子苾先生之后，得附世末，闻之甚喜。从前翁尗均示我毛公鼎拓本，云此鼎在尊处，今查寄示收藏目录，无此器，究竟世间有此鼎否？窃愿悉其车从迹，祈示知。’陈介祺避而不答。后之知己吴大澂婉言表示：‘闻此鼎在贵斋，如是事实，请贻我一拓本。’陈介祺将所有器拓，无不奉赠吴氏，惟对此请，缄默不言。”

为什么出现这种反常之举呢？陈介祺的曾孙陈育丞在《簠斋秩事》中谈及：“（毛公鼎）归簠斋后，深有‘怀璧’之惧，秘不示人，仅倩陈畯为拓十余纸，除自考释外，并分赠吴式芬、徐同柏两人，请其考释，故《攈古录金文》和《从古堂款识学》两书中，有其释文。簠斋自撰之《周毛公盾鼎考释》亦征引两家之说融会而贯通之，藏稿于家，虽至交如吴大澂（愙斋）亦从未一告，缘在旧社会中因怀宝而贾祸者，比比皆是，故不得不然。终簠斋之世，无人得见此器。”

如此重宝藏在家中，陈介祺当然怕由此而引来灾祸，故他不愿意承认此鼎为自己所得，因此他也不愿意将拓片送人，但他还是请人拓了十几份，其中赠给吴式芬一份，请其来考释铭文。朱善旗在《爱吾心斋彝器款识》中为毛公鼎释文所写题记亦称：“咸丰壬子夏，陈寿卿太史得于都门，秘不示人，但拓一纸寄陕藩吴子苾方伯式芬。”

光绪十年，陈介祺去世了，陈家将毛公鼎出售，而陈介祺之婿吴重憙在诗中写道：

病史当年卧海滨，十钟万印尚纷陈。

楚人轻问周家鼎，尤物从来不福人。

此诗中的首句乃是指陈介祺号海滨病史，而吴重憙也说藏这样的宝物并不能给人带来福气。

吴式芬和陈介祺都喜欢藏古印，而陈介祺所藏古印的数量超过万钮之多，吴式芬曾帮助陈介祺编纂印谱。陈在《十钟山房印举》自序中称：“辛亥读礼京第，东卿、子苾、刘燕庭、吕尧仙、朱筱沤、方赤翁、先怡堂十二叔父同醵资赠海盐陈粟园畯，成《簠斋印集》十部。”

《簠斋印集》乃是陈介祺早年所编之谱，到其晚年他又编出了印谱史上的巨著《十钟山房印举》，此谱收印一万余方，该谱完成时陈的好友吴式芬、许瀚、何绍基都已故去，但陈介祺不忘朋友的帮助，在《十钟山房印举》上仍然署名日照许瀚印林、海丰吴式芬子苾、道州何绍基子贞审定。

除了收藏铜印之外，陈介祺也收藏玉印，他在《玉印合编》的序言中写道：“古之玉印，如世传秦玺文尚矣。旧谱载秦汉玉印，今十不一二存焉……余自弱冠后留意求之，积三十年，于吾乡燕南中获三十余印。吾友海丰吴子苾阁学式芬，与余久为金石至契，亦获十余印，阁学次子重憙为余倩，以先人旧藏属余审定，余既为次第之，复为论切玉碾玉之别，而以阁学与余所藏合为一集，名之曰《玉印合编》。”

看来《玉印合编》乃是吴式芬父子所藏与陈介祺的藏品合在一起，共同出版的印谱，可见两人在印学方面有着密切的交流。

吴式芬在京期间，还与龚自珍共同为吴荣光所藏金石拓片进行整理编目。其整理成果即为《筠清馆金文》一书，然而本书卷首编纂者落款则为“赐进士出身资政大夫湖南巡抚南海吴荣光撰，嘉定瞿树辰校字”，该书却未曾谈及龚自珍和吴式芬为此之付出，然吴荣光在本书的自序中却说：“道光丙申再入都，以京卿需次，时阮仪征相国师《积古斋金文》已得全分拓本，碑碣文则聚数十箱，带回粤东。忆在楚南时，石文曾延陈户部（传均）、黄学博（本骥）抄出。一日，廖工部（甡）来请曰：子之金文，龚定庵礼部（巩祚）欲任校订。余固知定庵研精籀篆，与家子苾编修搜访若干，悉以付之。余再出为闽藩，则以此事属陈礼部（庆镛），敦促成书，书存陈处。及余解组，已先得其十之八九，余亦邮索寄还……”

吴荣光说某天廖甡跟他说龚自珍主动请缨愿意帮助吴荣光编纂《筠清馆金文》，而吴之前也听说龚自珍对籀篆很有研究，并且龚与吴式芬一直在搜访金石拓片进行研究，由此而让吴荣光觉得将此事委托给龚自珍应该没问题，于是他就将自藏拓片全部拿给了龚。但后来，吴荣光却将该书的编纂转而委托陈庆镛，为什么这么做，吴荣光未作解释。然而龚自珍在离开北京时，给何绍基、何绍业所写信中称：“闽中吴布政处因缘如此，不必再强为我作合。弟如刊拙集于粤中，此亦一种……弟昨向芝龄座师乞光和量打本，已允打数纸见予。如得两纸，当存一纸于所办册中，当于动身前交上。此一心事也。”

通过此信可以窥得龚自珍与吴荣光的合作出了问题，但出问题的具体原因，龚并未提及，而后他在《己亥杂诗》的自注中又说：“某布政欲撰吉金款识，属予为之。予为聚拓本穿穴群经，极谈古籀形义，成书十二卷，俄布政书来请绝交，书藏何子贞家。”

龚自珍说他为吴荣光编纂此书下了很大功夫，没想到吴却来信说要与之绝交，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未见史料记载，孙才顺、韩荣钧在专著中引用了潘建国在《新见清龚自珍己亥佚札考释》中的结论：“龚、吴对《吉金款识》的著作权心存异议是双方中止合作的重要原因，而学术上的分歧也是原因之一。”

山东图书馆所藏的道光二十二年所刻《筠清馆金文》的扉页上有王筠题记：“道光戊申，吴子苾式芬廉访自河南寄赠，此壹祗。此函册未有碑碣，殊叹其掔也。子苾本有改正题识，我附益之，遂相羼杂。己酉闰月十日，王筠识。”

看来吴式芬为该书的编纂也下了不小的功夫，而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该书亦有吴式芬的批校，此书内卷四《周工鬲》朱笔批语：“此与下器，《攈古录》皆以为彝。检对拓本，即此二铭并非同铭异器。器非彝而铭曰彝，因以为彝者颇多。吴叶两家声气相通，诸器往往得之目验，似不应非彝而以为彝。此书多出定庵手。定庵与叶与吴亦声息相通，创稿时同在都门，又似不应非鬲而以为鬲。今校《攈古录》姑从其旧，俟异日访确再正。”

孙才顺等所撰专著中说，经袁行云鉴定，朱笔乃是出自许瀚之手，故而“据此可知，《筠清馆金石文字》一书初稿实乃龚自珍在吴式芬的协助下所撰。”